曾国藩稳定了湖南社会秩序以后，便正式着手组建湘军。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缺少军队建设的灵魂，因为武器是士兵的灵魂。但是他干过国防部副部长（兵部左侍郎），加上又笃信经世之学，从而有效的补了这种缺失。他深知军队的实际情况，也找到了政府军的根本弊病，那就是大家都相互妒嫉，相互拆台，见死不救（将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嫉，败不相救）。从此曾国藩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建设新型军队必须要对症下药，绝不能重蹈覆辙。务必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万众一心，才能战胜敌人。

一、大胆改革兵役制度，用募兵制代替世袭兵制。清朝绿营兵实行世袭制，基本上是父子相承。绿营子弟成年后可以随营习武，一旦营中出现空额，便可以迅速补上，因此绿营兵兵源主要依靠内招确保兵员。曾国藩坚持精益求精的募兵精神，坚决做到不滥收一兵一将，确保兵源的纯天然性（尽募新勇，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biàn）。同时，曾司令还规定湘军士兵要招老实巴交的乡村农民，坚决杜绝绿营兵兵痞、政府临时聘用人员、油嘴滑舌之徒进入部队，切实把好政审关。紧接着曾国藩进一步规定，应征入伍的士兵要写下保证书，并提供家庭成员、家庭住址等详细信息。一旦有逃兵，就可以顺藤摸瓜，安籍直接抓人，彻底掐断了大家想当逃兵的愿望。

二、使用“传销新策略”募兵募将。曾国藩深知一个高素质的将领能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所以在挑选湘军将领时，他下足了功夫，并精心制订了招兵“四项基本原则”。1、具备基本素质，作风优良，至少能带好一支军队；、珍惜生命，但不畏惧死亡；、不过分求取名利；4、吃苦耐劳，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忍受辛苦）。

在“四项基本原则”的考量之下，湘军将领基本上都能达到才堪大用，涌现出了像塔齐布、周凤山、鲍超、彭玉麟、杨载福、胡林翼等一大批的杰出将领。从军队组织形式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选拔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这就是曾司令的厉害之处，他从根本上根除了将不识兵，兵不知将的局面。

可能你还没有明白，我换种方式说吧。比如你在湘军做个班长（什长），你下面的士兵就由你自己按照曾司令的基本要求去招募。你所招募的士兵，有可能是你的同学、老乡、兄弟、侄子等。一旦你处于危险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你的兄弟、老乡、侄子、同学都会与你坚持到底，毕竟大家是“关系户”，不好意思拆台。最好的情况是一旦你阵亡了，你的兄弟、侄子、同学基本上都会为你报仇，能够有效的激发大家的仇恨。基于亲戚关系、同学关系、老乡关系，大家紧紧的拴在了一起，这样全军就能有效的统一起来。所以湘军的征兵工作一般都在长沙、宝庆两地招募，因为这两地的老百姓比较憨厚、一旦动起手基本上都会打到底，除非把敌人打倒，或者被敌人打倒。湘军在外地作战时，如果需要征兵，一般都会回湖南。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在外省招募，但这是极少数情况，从而真正达到了“无湘不成军”。

三、高薪养兵。湘军通过举办捐输，办理盐务、征收商业税（厘金）等方式，筹集到了巨额军费。截止同治4年（1865年），湘军共使用军费98899.两白银（包括物质折算成白银），所以湘军的待遇远非绿营兵、八旗兵可比。

曾司令经过反复权衡，制订了湘军粮饷章程。规定陆军营官每月工资50两，另外还有10两的办公费和夫价银。当然了，这10两费用包括了后勤保障人员、医务人员以及其它基本开支。哨官9两，哨长6两，什长4两8钱，亲兵4两5钱，伙夫两钱，挑夫两。水军与陆军基本上一致，头篙、舵手与哨长相同，舱长与什长相同，只有哨官是陆军哨官的两倍。全军将士人平均工资每月达6两白银。

曾司令为防止各军将领多设官员、挑夫，冒领军饷，在湘军粮饷章程中特别规定，凡带兵千人者每月开支不超过5800两，带兵万人者不得超过58000两。据可靠人士统计，绿营兵同级将士的军饷不足湘军的三分之一。为了解决广大士兵的后顾之忧，曾司令还特别规定，凡是退役的将士，都可以得到一大笔安置费；受伤的将士按照伤情领取抚恤金，一等伤员白银15两，二等伤员白银10两，三等伤员白银5两，打残废了的另算；阵亡的将士同样也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抚恤金——白银0两。也就是说，你从进入湘军的那天起，你就跟万恶的金钱挂上了勾，无论你是生、还是死，无论你是受伤、还是残废，高薪水都会一直陪伴着你，对你不离不弃。重赏之下，大量勇夫加入了湘军（将士愈饶乐，在争求从军）。

四、严肃军队纪律，狠抓思想政治工作。湘军11个文职官员中，翰林和进士各有4人，举人有人，秀才人，基本上达到了文化型的军事长官，这就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曾国藩不辞辛劳，兼任了湘军政委，将全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每逢三日、八日军队操演时，他都会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更不要沾染绿营的恶习（国藩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为了便于以乡巴佬为主体的士兵记忆，曾国藩将湘军军纪撰写成了《爱民歌》，供大家传唱，不但充分发了挥音乐的魅力，而且还实现了娱乐与纪律的有机结合，切实做到不扰民。歌词如下：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这就是他选兵要选老实巴交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若干年以后，一个人依据《爱民歌》为蓝本创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取得了军队建设的巨大成就，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此外，曾司令还非常注意安抚百姓。为了从内心感化百姓，让他们不要选择逃亡，从而稳固后方，毕竟粮食主要来自于农民伯伯。为此他还撰写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劝诫广大百姓“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歌词如下：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曾国藩本着“敢打仗、打胜仗”的治军理念，对部队实施强化训练，主要着眼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上操，有早晚两操。主要是搞思想政治教育，用当时先进的儒家思想和曾氏理论武装全体官兵。

二、演练，科目分得很细。新兵每十日中逢三、六、九日上午练习武艺、阵法；逢一、四、七日练习抬枪、鸟枪打靶与阵法；逢二、八日练习跑跳；逢五、十日练习连环枪法。另外每天都要练习拳、棒、刀、矛等传统冷兵器。阵法主要以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为主，力争做到中西结合、古今结合。

三、点名，中午和熄灯之前都要点名，防止士兵开小差。

四、巡逻。为了防止敌人搞突袭，曾国藩还规定部队无论在何地扎营，都要坚持站墙子，李鸿章更是高度的评价了湘军的这一制度：“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湘军的营垒犹如今天的“环形防线”。最外面一圈是鹿砦；中间为两条壕沟，外壕宽两米半，内壕宽度减半；最里面一圈是营垒的核心，一圈土墙——正墙高两米多，顶部留有枪炮眼，内侧的子墙高度是正墙的一半，墙顶有两尺宽，士兵可以站立在上，依托正墙上的枪炮眼，向外观察、射击。湘军将这样的营垒称为“墙子”，由此引申出“站墙子”。

每天五更三点（相当于现在的4点钟）与定更之前（相当于现在的19时前），湘军便派遣营垒中三分之一的士兵站墙子，夜间则派一成士兵站墙唱更，彼此轮换，劳逸结合。一旦遇到袭击，三分之一的将士可以暂时抵档一阵，其他的将士就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因此湘军挺进的速度非常慢，日行不过三十里路，因为要修建大量防御工事。李鸿章充满信心的说道：“半日行路，半日筑营，扎稳脚跟，劳逸结合，这就是（湘军）很少打败仗的秘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