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湘军大BOSS,宗圣曾子七十世孙,该同志出生于湖南长沙。因为基因遗传之故，6岁就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等文选。但公众形象却非常低调，外貌以朴实憨厚著称，所以给人第一印象是有点笨，给人第二印象非常笨。方宗诚（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见到晚年的曾国藩时，觉得他的气质与职位不相符，土得掉渣，就像一位土里土气的农村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在这一问题上，中外名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毕竟君子所见略同。后来的英国佬戈登见到曾国藩时，毫无意外的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当然这一点也不影响曾国藩的事业。
道光十八年(188年)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权臣穆彰阿对自己的这个学生非常够意思，多次向道光皇帝推荐。道光皇帝于是下旨召见曾国藩，并亲自担任面试官，现场验货。曾国藩进殿以后就被带到备考室侯考。等了很久以后才有一个太监来告诉他，皇上有事，面试推迟，明天再来。初入官场的曾国藩此时还是个愣头青，不知道道光皇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向老师穆彰阿请教，久经考验的穆老师沉思片刻，便猜到了道光皇帝的用意。就问曾国藩是否留意房中的摆设和墙上的字画。曾国藩当时还不明白什么叫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根本就没留心那些问题。穆老师相当失望，立即吩咐家人拿400两银子，交给宫内的一位公公，让他将宫中墙壁上的文字抄录下来，并及时送回。曾国藩再连夜补习，将所记录的文字一一记熟。等二天面试时，道光皇帝便问到了备考室里面墙上所书的清朝祖宗历朝圣训。这时曾国藩才顿然醒悟，面试成绩自然很好，给道光皇帝留下了非常好的第一印象。与此同时，穆老师也因识人之明被道光皇帝表彰为优秀教师。更重要的是为曾国藩的升迁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曾国藩创造了官场升迁的神话，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副部长这个位置（二品官位）。
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在勇气的鼓励下，便向咸大大上了《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公开批评咸大大三大缺点。
一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在批评中，曾国藩直接指出咸大大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成天把精力集中在纠察大臣的小毛病上，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属于没事找事型。说得难听一点，咸大大你就是一个婆婆妈妈，爱斤斤计较的妇道人家。
二是“爱慕虚荣，不求实际”。曾国藩在批评中进一步指出，您作为一国之君，鼓励大家进言，这是好事儿。我们都很尊重你，也提了不少意见，其中多多少少也会有几条有价值的吧？结果却被您用“无庸议”（不用讨论）三个字打发了，没有一项落实。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落得好下场。刚刚被您表彰的倭仁，不久就被您驱之于万里之外。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徒饰纳谏之虚文），说到底您就是个伪君子。
三是刚愎自用，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权力是本人不可分割的财产，做臣子的不得这一基本原则持有任何异议，要坚定不疑的执行我的政令，不得说三道四（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总之您就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愣头青。
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敢这样批评皇帝的猛人。咸大大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扔到了地上，并立刻召见了所有军机大臣，准备给他判刑（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曾国藩很有可能去开发边疆。等他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压力非常大，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三道四，但此时的曾国藩离成熟又迈进了一大步。
咸丰二年（185年），对曾国藩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正月他兼署吏部左侍郎，六月被任命为江西正考官，并获准回家探亲，七月母亲病逝，按照我国旧制，曾国藩要在家里守孝三年。但此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洪天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都以失败告一段落。因此，咸大大不得不多次颁发鼓励兴办民兵组织（团练）的文件，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连续任命了4位团练大臣，力图利用各地的民兵组织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曾国藩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曾国藩作为最佳选手，没有辜负咸大大对他的期望，在“团练元老人物”里面他是唯一一位成功人士。
接到上班通知以后，曾国藩火速赶往长沙就职。但就在咸大大的谕旨传到湖南时，太平军已经挥师转攻湖北。湖南便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然而形势却依然不容乐观。在太平军离开后，很多县城的天地会、三合会、部分土匪势力瞄准机会，趁机大干，力争复制太平天国的成功模式。因此维护社会稳定便变成了曾国藩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他就在自己的公馆里成立了“审案局”，自任首席局长，专门负责处理类似案件。曾国藩命令，凡是有危害社会稳定的人员，一但抓获，不需要经过州县，可以直接到我这里来，我亲自招待他们。
为了接待好这批“贵客”，曾国藩始终坚持“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的执法理念。凡是送来的同志，一不需要依法量刑，二不需要任何有效证据，只要有人举报就行，稍加讯问，立即结案，绝不拖延。处理方法简单、高效、粗暴：一是立刻放血，二是乱棍打死；三是鞭刑。备注：往死里打的那种（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经有关部门统计，在短短的四个月内，审案局就砍了104位危害社会稳定人员的脑袋，并当场用乱棍打死了两位，死于高级招待所监狱里面的有1位，平均每天都有一位同志光荣牺牲（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因此他获得了“曾剃头”的荣誉称号。
简单、高效、粗暴的审案方式确实收到了丰厚的回报，各地天地会、三合会、土匪从此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曾国藩从白天忙到黑夜，天天加班加点拼命的干活，当地官员对此那是相当的反感，因为曾国藩抢了他们的业务，剥夺了广大官员们从案件审理中捞钱的机会。当然他还不知道自己为自己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曾国藩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而其他团练大臣处事要比曾国藩明智的多，总结起来他们的做法都是两个字“敷衍”，即下级敷衍上级，一级敷衍一级，级级参水，水到渠成。在接到上班通知书以后（谕旨），他们一般都会在省会城市随便找一间办公室，挂个牌子了事，紧接着再找几个大户捐点款，招几个民兵做做样子，以迎接上级检查，大家一团和气了事，当然对于构建和谐的官场意义重大而深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