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幕

与韬光隐晦，躲在后台做精神领袖的司马光相比，年轻的苏轼显得更锐利，也更有活力。虽然他与王安石的地位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还是勇敢的发起了一次一次冲击。

第一次冲击波是元宵节花灯事件。王安石变法的次年。

每年元宵节，首都都会举行大型灯会，光靠附近州县进贡的花灯，远远不够用，便要派人到苏杭一带购买。这一年他们到苏州杭州一问灯价，比预期价格高了许多，回来商量宋神宗。宋神宗下令，要当地政府帮助皇家的人减价收购；同时命令市民暂停购买浙灯，以平抑市价。

宋神宗的做法是有依据的。他依据的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一：《均输法》。按照这部法律规定，由政府部门（发运使司）控制茶、盐、矾、酒等物的销售和运输，从而可以比较方便的操控价格。

以前苏杭灯匠、灯商都在元宵节前赶制花灯，抬高售价，银子赚得白花花的。照说，这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举措——价格由供需水平决定。可今年就受到了《均输法》的约束，官府还强令灯市压价销售；为凑足宫灯，还不准百姓买灯。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民怨。

这些都在苏轼的预料之中。自从《青苗法》，《均输法》等法律先后出台后，苏轼就敏锐的看出，这些法律里可能存在与民争利的地方。

在详细调研和深思熟虑之后，苏轼写下了《谏买浙灯状》。

在这个帖子里，苏轼写得相当理性。一开头就狠拍宋神宗马屁，“……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继而又表扬皇帝孝顺，“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

拍马屁不是苏轼的目的，于是他笔锋陡转，点名皇室低价买灯的危害，“……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

苏轼明白无误的提出论点：“追还前命，凡悉如旧”。

当然，苏轼是聪明的。他非常了解皇帝推行新法的迫切心态，以及反对新法可能面临的危险，为了将危险系数降到最低，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拍宋神宗马屁，颂扬“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把过错全部推给了王安石等变法新党，“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最后进行一番自我表扬，“忍不为陛下尽之”。

苏轼交出帖子后，在家忐忑不安的等候回复。

宋神宗收到苏轼的《谏买浙灯疏》后，不仅没有生气，甚至感到一阵轻松和宽慰。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宋神宗接班后，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因此才聘用王安石推行以“理财”为核心内容的变法。这两年多来，宋神宗很注意节省，巴不得一个硬币掰成两半用，连过生日都没有请客摆酒。元宵大闹花灯也不是他的初衷，而是迁就了几位公主和郡王的意见。

第二天宋神宗就回复了：批准苏轼的帖子，停止采购浙灯。

第十一幕

苏轼回头看了一眼京城，说：“走吧。”

一行人马就慢慢的沿着官道出城而去。落日在他们身后投出一道道斜长的身影，使得这一行人马看上去分外的落寞。

仅仅在几个月前，苏轼还踌躇满志，打算在朝廷里干出一番事业来呢。

话说上书皇帝初战告捷，苏轼大受鼓舞。他趁热打铁，接连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两个帖子。在这两个帖子里，苏轼全方位的批评了变法，言辞也很激烈，批评皇帝和新党“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认为道德风俗是一个国家存亡之所系，而急功近利的变法运动摧毁了原先的道德体系，势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预料之中，苏轼的帖子引起了新党强烈的反弹。他们开始写联名信，弹劾苏轼。王安石也对苏轼非常的不满。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又传出一件对苏轼相当不利的事情。

事情起源于4年前，苏轼两兄弟送父亲灵柩回四川。那时候交通简陋，来去均以舟船代步。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旧事重提，控告苏轼两兄弟利用官船，携带货物，贩卖私盐。

宋神宗命令王安石调查此事。照说，手握大权，也深得皇帝信任的王安石得到了一个铲除异己的机会。虽然苏轼两兄弟贩卖私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官字两个口，想要弄点对苏轼不利的证据，简直就是小儿科。就算没有证据，先把他们双规起来，随便在生活作风上找点茬子让他下岗，也不是什么难事。

王安石没有这样做。

在经过慎密的调查取证后，王安石还了苏轼两兄弟一个清白：查无此事。

经历了这一事件的苏轼却再无心事留在首都了。或许是政治斗争的无情，让他产生厌恶的感觉；或许是他想学习司马光，明哲保身要紧。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此，苏轼自己请求外调。宋神宗跟王安石商量后，派他做了杭州太守。

这次调动无疑是苏轼人生旅途的又一个低潮，不过，杭州民众倒是因此而得益了。

第十二幕

润之曾经说过一句话：“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惜乎王安石同志听不到这话。

王安石变法，最让人诟病的倒不是他强力推行的新法有多恶劣——鉴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这种新法再恶也恶不到哪里去，而是他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

在我们现在看来，王安石也太缺乏民主包容精神了。他不能容忍任何异见者，导致众多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曾经大力提拔他，比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精英中的战斗机，却因为对王安石某些做法表示质疑而被先后赶出朝廷。

王安石肯定誓死不会同意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王安石看来，凡是不支持变法的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

没有一项改革可以十全十美，王安石的改革顺应时代潮流，值得表扬，但其具体操作中仍然有许多纰漏，有待完善。如果王安石能够虚心吸纳司马光、苏轼等意见领袖的观点，把他们当成建言献策的智库，在实施过程时多收集民间反映，善莫大焉，也能减少大部分阻力。

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打报告说，有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然“截指断腕”。宋神宗就此事问到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这事多半是谣言。就算不是谣言，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

宋神宗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王安石仍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司马光等人的话自己都可以不理不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

王安石不明白，士大夫阶层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连普通老百姓也站到反对变法之列？自己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呢？

王安石赶走司马光等一班重臣后，给朝廷里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他考核干部的标准只有一条：绝对支持变法。除了这一条，什么人品啊、能力啊等标准都可以适当放宽。这样做的后果是：吸收了大量阿谀奉承之人进入领导班子。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比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宋史》奸臣榜。虽然不排除撰写《宋史》的旧党以党性代替人性，可他们这些人在当时确实做得比较过分——前面说到的“乌台诗案”，就是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

这事儿可以多说两句。

“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逮捕，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牵连。当时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连夜派人进京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的小命这才保住了。

王安石曾经非常信任的一位得力助手吕惠卿，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王安石也算是自食其果吧。

在各种主观客观原因的合力下，王安石的改革步履维艰。

第十三幕

没人会相信，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竟会栽于一幅画手中。

1073年秋天，到1974年夏天，天下大旱，10个月滴雨未下。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味道。王安石坐在办公室里寝食不安。他不知道，就在这时，一个对他、对变法致命的打击悄然出笼。

一天，宋神宗上班回来，有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送来一个帖子，说他负责看守城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流离失所的样子，就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欣赏。无图无真相，因此他又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的形式送呈给皇帝。

郑侠还以人头做担保，证实此图的真实性。

打开图，宋神宗立刻被一幅凄凉的场景吓了一跳：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他们“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而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宋神宗不禁潸然泪下。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何以导致如此下场呢？

第二天，宋神宗下令，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仿佛是老天爷在做配合，三天后就下了倾盆大雨。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虽然王安石辩解“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再不会拥有宋神宗倾其所有的信赖了。

接下来王安石被罢相就是顺理成章了。

此处还要啰嗦的一句是：这个叫郑侠的小官，是王安石一直器重的对象；两人一度相谈甚欢。

在这之后，王安石复相，又被罢掉。新党与旧党之间进行了一番艰难的拉锯战。没有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的溃败更符合政治斗争规律。

1076年，55岁的王安石最终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南京养老。而另外一个人正在后台跃跃欲试；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得太久了。

如你所知，他就是司马光。

第十四幕

1086年，踌躇满志的司马光甫一上台，就宣布所有新法尽数废除。宋王朝这辆马车兜了一个圈，终点又回到起点。

当得知新法尽数废除的消息，王安石悲愤不已，引发了背上的疮毒，与世长辞。

司马光未曾料到的是，曾经忠实的同盟者，文学家苏轼此刻却站出来反对他的举动！

原来，苏轼在颠沛流离的外放期间，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发觉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由此苏轼改变了对新法的偏颇认识。

苏轼还曾经去看望过王安石。

1084年，苏轼从黄州调动到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南京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没想到苏轼也是穿着便服，

苏轼开玩笑的说：“我今天是穿着便服见大丞相。真是失礼。”

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

两个人携手同游钟山时，俨然一对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人生至乐，也不过如此罢。

人生如戏啊。

王安石逝世后没多久，司马光也去世了。在这之后，苏轼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之下，依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被贬到海南岛——在宋朝，这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惩罚。

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旧党，苏轼才回到中原，第二年在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一代文豪一病不起。

这三个男人，会在阴间继续他们的恩恩怨怨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