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幕

经过一年时间的长途旅行，三苏终于到达首都了。1061年，25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参加制科考试，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蔡襄等人出任考官。主考应考的阵容都很强大。更重要的是，本出戏的三个主人公终于到齐了。

苏轼在考卷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王安石——他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轰动一时的万言书截然相反。比如，王安石说要“依法治国”，苏轼就提出“以德治国”。王安石说改革势在必行，苏轼则说只要用人得当，不改革也可以。

结果可想而知，司马光等人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唯独王安石却斥责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章”。

主考官们发生了内讧，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请宋仁宗出马。宋仁宗一笔定江山：苏轼以第三等录取，苏辙以第四等录取。鉴于第一和第二等纯属摆设，几百年也不录取一个，因此这第三等也是相当高的待遇，因此后来苏轼老是把这段经历拿来显摆。

宋仁宗下班了对一众大小老婆乐呵呵地说：“嘿，劳资今天为儿孙们捡了两个宰相。”

当然，宋仁宗做梦都没想到，苏轼一辈子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苏辙那老小子也是在要退休了才捡一个副宰相当。

第六幕

除了苏轼被派到陕西凤翔做地方官，苏洵和苏辙都生活在首都了，跟首都人民一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王安石一生有很多政敌，但却很少有真正的私敌。司马光跟他在朝廷上闹得不可开交，誓不两立，在私底下却互相景仰。苏洵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私敌之一。55岁的苏洵在皇城根儿晒太阳之余，就想起了他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恩怨怨。

当年，自己写的几个帖子被欧阳修带到朝廷BBS发表，跟帖在者众。绝大部分都是“顶”、“赞成楼主”、“好贴”、“强帖留名”等字样。唯独文学家王安石没有发表一个跟帖。令得春风得意的自己太没面子了！

两年前，自己两个儿子参加制科考试，所有主考官都给了高分，又是那个王安石，双双判了一个不及格；如果不是伟大正确光明的皇帝宋仁宗明察秋毫，恐怕两个儿子都得步自己后尘，充当制科考试的牺牲品。

……

苏洵每每想到这些就愤愤不平，欲要找个机会狠狠的回击王安石一下，让他知道老苏家也不是好惹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1063年的秋天，王安石母亲去世，朝廷里的同事都前去吊唁，连新上任的皇帝宋英宗也派人送了一个花圈，表达哀悼之情。苏洵收到了请帖，可他没有去。那晚，他躲在宿舍里熬了一个通宵，激动地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帖子《辨奸论》。

在这个帖子里，苏洵把王安石写成一个阴险狡诈、城府极深的奸臣。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政府高级干部，不注重个人形象，“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违背了人之常情，而一个违背人之常情的人，很少有不是大奸臣的。

《辨奸论》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据说短短两天点击率就达到数十万，好事者转载得到处都是。苏轼在陕西也看到了这个帖子，他看完后暗自说：“我靠，骂得也太狠了吧？比我都离谱。”

司马光看完后只说了五个字：“人身攻击贴”。然后就把帖子锁了。

第七幕

1067年元月，当首都人民还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之中时，噩耗传来了：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宋英宗不幸病逝了。宋英宗真的很“不幸”，他只做了5年皇帝——这形象的说明了一个真理：捡来的皇帝坐不久（上一届领导人宋仁宗没有儿子，只好把位置传给侄儿）。

接班人是宋神宗。王安石变法的总导演，一个20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的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扳手指算一下，从宋太祖赵匡胤以降，到宋神宗为止，宋朝已经经历了6代领导人。总体说来，还算政通人和，实为几百年来的盛世。不过，就像一个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很容易生病，一个稳定日子过得太久的朝代，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比如，朝廷里养了太多光吃饭不干事的干部，资料显示，当时有25000名正式在编的干部，和30万编外人员，每年需要支出大约1200万贯钱工资。由于强敌契辽国和西夏长期虎视眈眈，宋朝不得不维系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正规军，到宋神宗即位，已经达到140多万，他们跟公务员一样终生吃财政饭（甚至他们的家属也由国家养着）。这两者让宋朝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了严重财政赤字。

作为一个期冀有所作为的领导人，宋神宗打算改变这种现状。顺理成章，他想起了曾经给宋仁宗上万言书的王安石同志。他迅速把王安石调回首都，认命为翰林学士；比较有趣的是，他几乎同时也把司马光认命为翰林学士。

心怀壮志的王安石欣然接受了这份认命。这一天他等待得太久了。20几年啊，他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埋头在地方，做小打小闹的改革试验。他甚至因此主动拒绝了好几次回首都做官的机会——有一次，皇帝派人来宣召他进京做官，他居然躲进了厕所。太监不得不把圣旨放到他家桌子上离去，他见此，抓起圣旨，飞快的跑出去赶上那位太监，把圣旨还给他……

王安石等待的是一位能够支持他进行改革的最高领导人。过于仁慈的宋仁宗不是，英年早逝的宋英宗也不是。王安石心里清楚，只有意志坚强的宋神宗才是。

王安石回到首都后，与宋神宗有过一番长谈。君臣二人开诚布公的交流了彼此的观点，然后达成了共识：改革。

从那天以后，48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在宋朝的版图上画了很多个圈。

这时，苏轼和苏辙在遥远的四川老家守孝。苏洵在头一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到死也没看到老对头王安石画的这些圈。否则的话，他极有可能从棺材里爬起来，再写一篇《续辨奸论》。

第八幕

很快王安石就与司马光短兵相接了。

每一年的春季，朝廷都会举行祭天大典。按照惯例，每一次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给文武百官发个红包，有点像今天公司里老板在岁末年初的时候给员工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意思就是：诸位一年来兢兢业业工作，辛苦了；来年期望各位更兢兢业业一点。

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公司遇到经营困难，或者碰到了金融危机，是可能会减少甚至取消这笔双薪或者年终奖，员工们没有什么商榷的余地；而宋朝老板因为国库空虚，想免掉这个红包，就遭遇了巨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以司马光为首的一帮高级干部。由此，也引发了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这是1068年春天的事情了。

争论始自于祭天大典红包，但随着话题的深入，已经转变成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了。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家缺乏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表示反对，他认为王安石所言之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间，就在政府。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你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其实，但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王安石的话也是正确的。现代社会已经证明了，不增加捐税也能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很多，比如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提高资金周转速度；比如完善社会生产制度……

司马光把桑弘羊拿来做例子以反驳王安石，是没有看到他们两者之间本质的区别。

王安石出台了青苗法，规定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提供给农民低息贷款，让他们购买棉粮种子，等秋后丰收再行偿还。在贷款过程里，贫穷的农民要拿青苗作为抵押，是以此法称为“青苗法”。这部法律打击了在农村里猖獗的高利贷活动，维护了农民的利益。现在看来，王安石的青苗法已经有了用市场手段来调剂经济政策的影子。

而桑弘羊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一句话，就是实行国家垄断。垄断当然是最来钱的勾当了，这事儿我们现在的中国电信、中国石油等企业正干得不亦悦乎呢。国家当然是富了，可惜老百姓的口袋因此而被掏空了。

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宋神宗还是选择站在了王安石这一边。国家财政确实太差钱了，王安石的那套理论更适合宋神宗的胃口。

冬天，苏轼两兄弟服丧期已满，举家搬迁，正在赶来首都的路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第九幕

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在王安石大刀阔斧的运作之下，闻名中外的熙宁变法正式开始。

王安石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主要内容有：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以前在地方搞改革试点的成绩，现在拿来在全国推广；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公民可以不用自己服役，交一笔免役钱，政府另行雇人服役。按照该法规定，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刚刚实施，就在朝廷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一个站出来批评他的就是他曾经的老朋友：司马光。

作为朝廷器重的大臣，司马光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要他权衡考虑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劝告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 王安石的反应则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他以彬彬有礼的风度，针锋相对的反驳了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这封信曾经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巨大的政治立场差异，导致他们谁也无法将对方说服。从那开始，他们不但是政治上的死敌，在私人感情上也断绝了联系。

虽然司马光身后站着一个庞大的名臣队伍，比如欧阳修、韩琦、苏轼等人，他甚至还获得了皇太后的支持。但是，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参知政事王安石，还有宋神宗。一心要励精图治的宋神宗把赌注全部押到了王安石身上。因此，可供司马光选择的道路不多：要么转变立场支持王安石，要么收拾行李上路，退出权力中心。前者不符合司马光的做事风格，他就只有选择黯然离开了。

宋神宗其实也很器重司马光，他一边支持王安石变法，一边竭力挽留司马光，而且欲封他做国防部副部长。司马光目光坚毅的看着宋神宗，说：“要我留下也可以，请你全部废除王安石的变法。”

话说到这份上，宋神宗也只好黯然神伤的看着司马光离去。

在接下来的10几年里，司马光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专心致志的写那一本传世之作《资治通鉴》。

司马光走后，宋神宗不无担忧的询问王安石：“爱卿啊，虽然我是义无反顾的支持你，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反对你呢？”

王安石以他一以贯之的彪悍表情说：“改革嘛，总是会触及到许多既得利益者利益，他们反对才是正常的表现，这才证明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可以趁此机会为国家补充新鲜血液。”

事实上，王安石在变法里确实提拔了一大批忠诚于他的年轻干部。比如前面说到的沈括，后面将会说到的蔡京。

宋神宗接着王安石的话题说：“我看苏轼这年轻人挺不错，要不把他升为谏官？”

王安石其实也很欣赏苏轼的文学才华，但对他趋向保守的政治立场相当不满，委婉的对向宋神宗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

宋神宗的建议就此搁浅。

当然，王安石也并未因为苏轼对改革持异议就把他冷藏起来，任命他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可是苏轼这浑小子毫不领情。王安石打算改革考试制度，他却发表《议学校贡举状》和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当然不高兴了，把他赶到开封做了一个推官。

王安石的算盘很精：当你被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务缠在身上的时候，也就没什么功夫管我的闲事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