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你要记住，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你必须仔细观察，老百姓最喜欢上哪里去游玩？这个地方的格局是怎么样的。

我们建造这个先贤祠，最主要的就是以老百姓为主，不是针对那些所谓的少数高贵人群的。

在先贤祠里，老百姓可以敞开心扉的玩，还能了解我们的祖先的功绩，我们的文化根源。

这里面不准任何犯罪事件的发生，不管是谁犯了这一条，杀无赦。

久而久之，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俗成的规定，任何人进入先贤祠，包括我。

在这里面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吃喝游玩，祭奠我们的祖先，缅怀我们的文化。

净化我们的心灵，这里面没有身份。

在这里他们可以放空身心，做回自己。

最后一阁留给慈济院，这个慈济院主要是收留那些鳏、寡、孤、独、残、病的人。

祠里面显眼的地方都设有捐款箱，每个捐款箱打开都要当着众人的面清点钱财。

然后张榜公示，这些钱财主要用来维护先贤祠和慈济院用，当然，政府每年也要拨款。

而且所用的钱财一分一厘都要张榜公布出来，每个月会有审核人员审核钱财的运用。

维护人员全是志愿者，做一天也行，做一年也行，做一辈子也行。

先贤祠是国家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政府只负责管理。”

“如果罪犯躲进去了怎么办？”

“祠里又不是不能抓人。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构想，还需要群策群力，而且以后肯定会有问题发生。

但边做边改嘛，最后一定会形成俗成规定的。

当然，我希望它成为华夏民族每个人的心灵的港湾。

不管是大奸大恶，普通人、小偷、骗子、杀人犯、豪商、官员。

想到先贤祠，每个人心中都是温暖的，而不是其他，这就够了。”

陈远宏擦了擦汗，一屁股坐了下来，放下茶杯，对大家招了招手，笑着说道：“这鬼天气太热了。大家坐下来歇一会儿，我刚才所说的大家都听到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吗？都说说。”

“大帅，为什么要费时费力费钱建这个先贤祠呢？建一个凌烟阁不就得了。”

杨晓华边喝茶水，边问道。

陈远宏看着眼前100多个心腹，趁着这个时间，正好给大家讲一讲后世的一神教文明有多霸道。

自从我们在清末鸦片战争之后，被打急眼的中国精英们所实行的一系列激进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隐患。

“咱们现在所遵守的社会准则是什么？忠、孝、仁、义、礼、智、信。

村镇一级的主要靠宗族的统治，皇权不下乡，也下不了乡。

但是我以后要实行的制度，会打破宗族的统治，因为它的弊端太大。

那么粉碎了宗族的统治，基层又没有其他的力量介入，再加上工业革命的摧残。

我们在文化上就会失去信仰，自我迷失，那么宗教就会卷土重来，各种残渣会泛起。

怎么办？咱们先来讲一讲宗族。

因为在一个大社会里，个体力量是渺小的，往往需要附着于一个小社群，才能在竞争中不被吞噬。

“宗族”就是华夏文明中，最基本的一个社群单位。

姓氏和血缘，成为了抱团取暖的凝聚点。

由此再上升一个层级，凝聚点则是基于地理位置及生存环境的共性，而形成的地域性共识。

比如晋商、徽商、温商等商帮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

人人都知道两个人加在一起的力量肯定大于一个人。

但两个陌生人放在一起，得出的答案却未必是一，也可能是零。

一言以蔽之，任何社群的存在，都需要有个能帮助个体间达成共识的“地缘凝聚点”。

这个“地缘凝聚点”可以是共同祖先；可以是地域；可以是一段能引发共鸣的历史。

在成为“地缘凝聚点”这个问题上，宗教看起来比之其它点要更有优势。

一个宗族的扩张，需要数代甚至数十代人的努力。

但一个能满足时人某种心理需求的“宗教”，却有可能迅速传播，并形成规模效应。

比如每到一个古典王朝行将崩溃时，就会涌现于“农民起义”浪潮中的各种攀附佛教、道教和一神教的宗教组织。

又比如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帮人用“信仰”消灾解难、治病养生的各类地下教会，乃至邪教组织。

从技术上看，一神教的传播能力及凝聚力，又要高于其它宗教。

这其中尤以.0版本的绿教为甚。

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少数派来说，无论其所保持的自身特点，是该归于民族特点，还是宗教特点，本质上就是为了凝聚自身所处的社群。

从这点来说，以宗教为标识和与宗族或者血源为标识，并没有区别。

然而，同样从技术上来考虑，对于客观上属于“少数派”的社群来说，到底保留多少成分的识别度又非常重要。

从少数派的角度来说，保有的识别度过小，将面临被多数派融合的风险。

过大甚至与大环境格格不入，那么实际在做的就是一种“自我种（民）族隔离”，并最终身受其害。

世界是多元的，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国。

实际上，中华文明本身的包容性，使得这一问题在中国并不算突出。

在认同自己“中国人”大身份前提下，只要不做到“自我民族隔离”的程度，民族矛盾并不会凸显。

只是“度”的掌握永远是个问题。

就从西海绿教的角度来说，为了不被周边民族吞噬，特别是多数民族。

以宗教属性来强调自身独立性的需求，将会一直存在。

问题在于，“中国认同”的基础其实是“文化认同”，这又与一神教本身的“排他性”有结构性矛盾。

这就需要彼此作出一定的妥协。

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不管此类问题出现在何地。

在多数派往往占据了政治及话语权的优势，这个压力更多是由少数派所承担的。

在欧洲一神教借大航海之势向中国传播之时起，类似问题也曾经出现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