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又称“柳条湖事件”，191年9月18日，日本强盗就是在这里制造的震惊中外事件，拉开全面侵华的序幕。

柳条湖地区位于沈阳北郊，距沈阳老城区约5公里，面积近8平方公里，多为柳林丛生的沼泽地，有少部分菜地和庄稼地，散乱地分布着0来户人家。这里为张作霖麾下东北军精锐第七旅兵营，号称北大营，驻兵约万余人。整座营盘方方正正，边长两公里，四周环以土围和深壕。北大营距柳条湖村500米，距南满铁路最近处仅00米。日军精心选定“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实因柳条湖和北大营是中国东北的军事重地；还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地形地物便于日军寻找发动事变的突破口。

据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个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在《文献昭和史》中有过这样记载：“18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兵营的动静，一面选了一个离兵营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10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并将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花谷正这段描述是真实的。日本战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也已证明，柳条湖事件“是日本人有预谋、有计划实施的……

日军一手导演了这一事件后，随即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日军袭击了北大营火药库，守护火药库的众多中国士兵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着装，便被射杀、屠戮。驻北大营的王以哲旅，装备精良，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由于忍辱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却被日军铁路守备队第二大队500人一举将营地攻占，王旅仓惶溃退。

当时，东北军的总人数有0万人，除参加中原大战随张学良进关的11万余人外，留守东北的尚有0余万人；另有公安、警察部队若干。而日本关东军此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1万多人。由于东北军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东北军将士，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戒备，致使日军偷袭得逞。

日军攻陷沈阳城

19日零时0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实施进攻。命驻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集中，攻击沈阳城；命独立守备大队各部进攻南满铁路沿线的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长春等地；同时电请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尽速增援。除留守沈阳城的公安总队，在警务处长黄显声的带领下同日军展开巷战外，其它军队不作抵抗，终因“敌众我寡”，沈阳城危在旦夕。与此同时，驻扎长春、宽城子等地的日军分别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东北多座城市陷入**之中。

当时，在沈阳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人。由于他们对蓄谋已久的关东军毫无戒备，更无准备，当得知日军进攻沈阳时，臧式毅通过电话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交涉。日本总领事的回答是：“军人行动，领事无权处理。”其时，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如何处置，荣臻转而向张学良请示，由于身在北平的张学良当时正同英国大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因事关重大，自己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荣臻只好含泪下达了“不准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的命令。

9月19日晨6时0分，经过5个多小时的零星抵抗，日军终于占领沈阳城。日军9联队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所有中国警察、宪兵都被缴械。东北当局及辽宁省的党、政、军、财、教等机关，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日军侵占。辽宁省省长臧式毅被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等微服逃走。日军攻占沈阳后，大肆抢掠公私财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18亿元以上，损失飞机6架，各种炮091门，机枪5864挺，步枪、手枪11万余支……

日军狂焰遍及东北

日军在攻占沈阳的当天，先后攻占了安奉、南满两铁路沿线的长春、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抚顺等0余座城市。日军得寸进尺，继续扩大占领区，仅一个星期，就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广大地区。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叛变，奉日军之命，派出个团配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市。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10月6日，关东军第师第9团占领四（平）洮（安）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东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马占山，指挥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放弃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城。

事件爆发后，从北京匆匆赶回东北的张学良，见局势难以挽回，带领属下离开奉天，转移到锦州。19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日本国南次郎陆军大臣倒打一耙，声称：由於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为扩大侵华战争，1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调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0师、第8混成旅、重轰炸机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月8日，第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月0日，混成第9旅进攻打虎山（现为大虎山）。19年1月日，第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第0旅和骑兵第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省。1月8日，关东军第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师增援。

1月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5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月5日，哈尔滨陷落。就这样，不到半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大部城乡，东北人民陷入长达14年的深重苦难之中！

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日军侵占东三省的视听，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日本卵翼下的“滿洲国”

19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地区，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避免国际上的责难，日本迫切需要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作幌子，以显示日本关东军不是占领中国领土，而是帮助中国建立新国家。于是，早巳下台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为最佳人选。日本间谋、潜伏中国多年的“中国通”土肥原等，通过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通过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等一小撮汉奸的怂恿诱骗，19年月1日将溥仪由天津劫持到长春，月9日，在长春举行了“就职典礼”，登上傀儡执政的室座。两年后由“满洲国”“执政”改为满洲国“皇帝”，改年另为“康德”，定“国都”于长春（新京）。从此后，长春成为满洲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中心。伪“满洲国”从19年月15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共存在1年零5个月。

“伪满洲国”统治下的臣民以满族、汉族为主体，其它如鄂伦春族、赫哲族、蒙古族、朝鲜族、俄罗斯族和多年来日民移民的大和族。日本按居民种族“高下”人为地划分不同阶层。规定当地的非日本平民禁止食用大米和白面粉，一经发现，以“经济犯”论处。而在“伪满洲国”的日本移民大约有00万，并未加入满洲籍，他们仍是日本国民，但享受至上至尊的地位。日本侵略者称大和民族是“高等民族，称汉族等为“次等民族”，只能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很多从山东、河北逃荒逃难到东北谋生的穷苦农民，更是过着最苦最累，肌寒交迫的生活。

1940年，“伪满洲国国务院”编纂的《康德7年度临时国势调查报告》，对“伪满洲国”人口进行了统计。截止1940年止，“伪满洲国”的总人口为40万，其中中国（包括满蒙等少数民族）人口4085万，其中汉族687万；日本籍人口为7万，（其中日本人为81万多，朝鲜人145万多）。另有台湾台汉人1497，第三国人口7，以及无国籍的人口6。9万。

“伪满洲国”的官方应用语言包括满语，汉语、日语。当时日本为强化对关东人民的殖民统治，达到分化中华民族的目的，把汉语称作满语。

由于汉族人口的比重最大，所以汉语是“伪满洲国”的主要通用语。“伪满洲国”面向民众的出版物、告示、契约文本、广播、电影等主要使用汉语。满洲的官方文件、诏书、国歌均有汉、日双语版本；电台也有双语广播。而满洲的教学、科研读物大多使用日语。“伪满洲国”刚“建国”的时候，所有重要文告均只使用汉语，但越往后，日语的地位越高，使用面越广，并被确定为满洲的未来国语。

蒙古语的使用范围只在蒙族分布的满洲西部地区，由于长期与汉族共同生活，蒙族也通用汉语，只在蒙族地区的部分告示、契约中使用汉、蒙双语文本。朝鲜语的使用只在朝鲜族内部使用，范围很小。

陷身水火的东北同胞

早在“滿洲国”建立前，日本主子就许诺：满洲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上，不管是军事、政治、经济，乃至人身，都没有任何独立自由可言，宫中生杀予夺大权，都是日本人把持着。日内阁会议制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中规定：“满蒙要在帝国支持下，使该地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各种关系上，体现作为帝国生存的重要因素的作用……由帝国担任维持满蒙的治安…增加帝国陆军驻满洲兵力……也应进行必要的海军设施，不允许新国有正规陆军存在。”

6月份，由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拟定的《指导满洲国纲要》中规定：“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要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对满洲国的要求事项，一切均由帝国政府通过关东军司令官，通知满洲国使之付诸实现……”

由此可见伪满洲国的傀儡地位和卑微处境。

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个傀儡政权，对东北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血腥的殖民统治。日本在东北驻有重兵，并成为日军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大本营，日伪军对东北各地经常进行“讨伐”，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19年9月，日寇仅在平顶山就烧毁民房800多间，惨杀居民000多人，制造了举世闻名的“平顶山大惨案”！伪满中央、省、县、区的公安、法院、监察、监狱的头目，一律由日本人担任，东北变成军警宪特横行，监狱林立的人间地狱。军警宪特为所欲为，随意敲诈勒索，滥杀无辜。他们大搞什么“治安肃整”、“大检举”，实行“保甲制”、“连坐法”、“归屯并户”等法西斯统治。据不完全统计，仅19到194两年间，东北惨遭杀害的无辜就有6。7万多人。他们还在哈尔滨郊区，建立细菌工厂——“71部队”，丧心病狂地用中国人代替动物进行细菌试验，先后杀害数千人！

野蛮的经济文化侵略

日寇除对东北人民进行野蛮的军事、政治统治外，还进行敲骨吸髓式的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肯。早在事变前，日寇即利用其非法特权，对工业、交通等进行贪得无厌的掠夺，“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掠夺东北资源，控制东北工业，把东北经济变成日本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实现其“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殖民主义经济政策。

为掠夺东北富源，日本先后成立铁路、煤炭、电力、重工等几百个株式会社，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其势力和魔爪渗透到各个角落、各个领域。从191到196年的6年中，日本对东北的投资达9亿日元，设立各种企业会社69个，其中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达9个之多。

日寇对东北土地的掠夺更是肆无忌惮。日本在辽河下游及鸭绿江流域、松花江下游及牡丹江流域、通肯河流域等土地肥沃的地区，强行低价收购农民土地，逐步推行移民政策，致使大批我国农民痛失土地，流离失所，四处飘泊。此外，日寇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筑路、运输，充当差役；加上沉重的苛捐杂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日本侵略者，更以“贸易统制”政策，怂恿日本垄断组织，低价强行收购农民的粮食、棉花、烟叶等农副产品，然后高价出售给农民，实行重利盘剥。

东北的金融业，无不操纵在日人之手。原东北的官银号、银行，均被日军霸占，银行资本全部为日寇攫取，然后组织起由日人控制的满洲中央银行，肆意发行“国币”、“质券”，实行经济剥削。

为瓦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日寇积极推行奴化教育，中国的一切教育机构，均由日本强行关闭或改组；具有爱国思想的教育工作者，或抓或杀或逐，一律换上日本人和汉奸。强迫学生放弃民族文化，改学日文，向学生灌输“同文同宗”、“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日本当局并随意篡改中国历史，改成“合乎日本之意、倾向日本”，“扫荡一切爱中国或忠于中国”的内容。对教师、学生经常进行野蛮的“整肃”；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随意进行逮捕和屠杀，使学校经常处于法西斯恐怖气氛之中。

魔爪伸向内地

韩仲义

日寇独霸我东三省之后并不甘心，又将魔爪伸向祖国内地。贪婪的目光集中在

中国最大、最繁华的沿海工业城市——上海，妄图将它变成进攻内地的跳板，迫使国民党政府屈膝投降，迅速灭亡中国。

恶意制造“一。二八事件”

19年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勾结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日本和尚5人，在上海三友实业社门前，向正在操演的义勇军投掷石子，由此引起冲突。隔日，日本出动暴徒纵火烧毁三友实业社。日驻沪领事贼喊捉贼，反向上海当局提出惩治“凶手”、取缔抗日活动、封闭抗日救国会和《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同时，以“保护侨民”为名，很快调来军舰0艘，飞机40架，陆战队员6000人。1月6日，日领事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小时内对日方要求作出“圆满”答复，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市长吴铁城奉蒋介石旨意，竟然全部答应其无理要求。

贪婪的犲狼是喂不饱的。日军得寸进尺，又于1月8日，发出又一“通牒”：限令第十九路军立即退出闸北区，让给日军进驻。日军未待答复，便于当日晚11时0分，派陆战队员000人，向闸北区中国驻军突然发动袭击，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件。

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海内外各族人民、包括国民党军政中爱国人士和将领，抗日救亡情绪甚高，反对内战，团结御侮的呼声甚强。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第十九路军广大官兵忍无可忍，毅然奋起反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从1月8日到月底，第十九路军和张治中部第五军配合作战，坚守阵地，尽管日军兵员增至7万多人，连连发动猛烈攻势，但中国守军始终牢牢控制着凇沪阵地。战前，日本战争狂人曾狂妄叫嚣一旦战争发生，4小时内即可了事。中国军民使战争狂言彻底破产。日军死伤累累，四易主帅，但一筹莫展。

上海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战，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人、市民、学生等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游击队、情报队、救护队、通讯队、运输队、担架队，积极参军参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海内外同胞不到一个月，就捐款700万元，支持淞沪抗战。

然而，同广大爱国军民的英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及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行令人发指！事变前，蒋介石即对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进行“不准抵抗”的威胁；战斗中，又对他进行“听候处分”的恫吓；国民党政府则对第十九路军不发粮，不发响，不派援兵，不补充枪支弹药，不给死伤官兵扶恤金等。更有甚者，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竞无耻地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有的反动军官，将第十九路军的部署图及作战计划献给日军，而得不到应有惩处。致使淞沪抗战最终失败。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出卖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第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去“剿共”。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欺辱、奴役中国，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者侵略成性；更主要的是我国的统治者腐败无能，奴颜卑膝，给了列强以可乘之机。

艰苦卓绝的长城抗战

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没有讨到什么便宜，便将魔爪向华北延伸。19年1月，日寇向山海关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何柱国旅奋勇抵抗，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

说它“艰苦卓绝”是有事实依据的。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然后向长城的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中国战略要地进攻，妄图打开通向华北的道路。中国军人在淞沪抗战的鼓舞下，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激励下，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不顾蒋介石、国民党不准抵抗的禁令，自动奋起抵抗，屡屡挫败敌人。原西北军9军，组织500人的大刀队夜袭敌营，一举夺下喜蜂口，毙敌I000余人，500壮士只有0多人生还。冷口、古北口、罗文峪的守军屡屡打退敌人进攻，表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挫败了敌人的猖狂气焰！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但不派兵参战，连枪支弹药、后勤供应都不予提供，致使长城抗战4个月后，即全线崩溃。蒋介石迫使张学良下野，任命亲日派何应钦和黄郛分别为平、津军政首脑，暗地里进行降日活动。

长城抗战瓦解后，日寇更形嚣张，它们一方面袭扰察（哈尔）东，攻占多伦、古源、宝昌、张北各县镇；一方面由山海关突袭滦东、滦西，相继攻陷石门塞、海阳、秦皇岛等地。仅仅1个多月，冀东县尽被敌人战领。5月1日，日军占领通州，从战略上包围了北平、天津。这时，何应钦、黄郛秉承蒋的旨意，命熊斌为全权代表和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

塘沽这个协定确认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热河的占领，承认冀东为日军自由行动的“非军事区”。从此华北完全置于日军监控之下。国民党政府赤裸裸地出卖了东北及平津广大地区的主权，心甘情愿地充当日本的奴仆。

这一卖国协定，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及工农红军，6月1日发表《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宣言引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响，激起爱国人士、包括国民党部分将领的爱国热情，纷纷投入收复失地、团结抗战的行列。但蒋介石不但不支持鼓励，反秘密勾结日军，对爱国将领及其部队进行疯狂“围剿”，对爱国民众进行野蛮镇压和杀戮。

出卖华北主权的两协定

中国反动政府越是忍让，日本侵略者越是疯狂，永远没有满足的时侯。它突破长城防线后，又将魔爪伸向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华北5省。

19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处长天羽，发表一则狂妄的“天羽声明”，公开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声称日本将以武力保持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垄断权，不许它国指染。日本驻华北特务头子松宝孝良在给关东军的报告中更露骨地说：“满洲市场已臻饱合，短时间很难扩张……，华北诚是我帝国之最好殖民地”。为把华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强盗处心积虑寻找借口，旨在发动一场华北事变。

其实，日本强盗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未停止吞并华北的活动。它们唆使汉奸亲日派，纠集地痞流氓，经常在河北省会天津进行流氓滋扰活动，搞得社会不得安宁。它们拿出大宗经费，分化瓦解中国军队，勾结拉拢中国军官，暗杀抗日将领，收编土匪武装，酝酿建立“华北国”，制造各种谣言，频频挑起军事、民事冲突，以便乱中取利。

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蒋介石曾一再剖白：中国政府“不但无排日行动与思想，亦无排日之理由”，并保证“制裁冲动及反日行动”。何应钦和黄郛，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旨意，对日本人卑恭屈膝，处处迁就，处处看日本人的眼色行事。

即使这样，也难以满足侵略者的欲望。195年5月9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坦，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刘水勤部队进入“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由关外调集大批军队人关，进一步威胁平、津。

天津是华北的门户，是北平的咽喉，又是北方最大港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强盗把争夺重点首先放在天津。6月初，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约何应钦密谈，以第51军军长兼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不能与日本人“合作”、省政府在天津与日方经常发生“冲突”、天津军民对日本人“不友好”为由，向何应钦提出“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北平、天津的党部，撤换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撤消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取缔河北省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无理要求，并限三日答复。

对日本强盗的狂妄要求，反动透顶的国民党政府不但不予抵制，竟于次日电令何应钦全部无条件接受并秘密签约。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又一个卖国协定——《何梅协定》。这一无耻的卖国行径引起国人强烈反对。于学忠拒理力争，坚不辞职，何应钦及国民党政府却帮助日本人对其施加压力，施展阴谋，诱迫其辞职，并将第51军全部调离华北。

侵略者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不久，6月7日，日本当局又提出无理要求：撤退察哈尔省的中国军队，保证日本人在察省自由往来，取消察哈尔省，撤销察省主席等。国民党第7军副军长、察哈尔代省长秦德纯，奉蒋介石之命，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无条件同意日本的无理要求。

通过上述两大卖国协定，国民党反动政府，心甘情愿将冀、察二省大部份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人，从而更加助长了日本强盗的反动气焰，大大加强了日本强盗在华北的势力！

阴谋建立“华北国”

日本强盗在几个月之内攫取了冀、察二省大部分主权，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得蜀望陇，又收买汉奸白坚武、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等人，旨在将华北5省从中国分裂出去，阴谋建立由日本控制的”华北国”。

期间，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频繁地穿梭于5省之间，劝诱胁迫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察哈尔、绥远主席商震等人，脱离南京政府，实行5省“自治”。为了给未来的“华北国”壮色，频繁诱劝吴佩孚、段祺瑞、曹锟、唐绍仪等北洋旧将，出任5省首脑，组成汉奸政府。并利用报刊、广播大造舆论；派出大批汉奸特务到各地游说、拉拢、串连朝野政客，为未来的“华北国”做事。吴佩孚、段祺瑞、曹锟虽为乱世军阀，但不失民族大义，拒绝当汉奸分裂中国，吴佩孚最终被日本特工杀害……

195年10月日，日寇策动汉奸、地主、流氓、土匪，组织武装暴动，攻陷香河县城，公然成立伪“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自治宣言”。11月5日，又唆使黄郛的助手、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冀东县划入其管辖范围。在内蒙古，日寇扶植上层反动分子德王，组成伪“内蒙古自治军政府”。此外，还先后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1月初，国民党反动政府，竟然迎合日本“华北特殊化”、实则日伪化之需要，进一步讨好日本，批准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人组成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心甘情愿地将冀、察二省置于日本侵略者魔爪控制之下。从此，日特、汉奸、土匪、流氓，肆无忌惮地游行集会，大肆叫嚣“华北独立”，妄图变华北为日本的殖民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