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凶极恶

吴光新从奉天回来了，没带回令人振奋的消息。

段祺瑞当执政之前，吴光新曾在奉军当师长、副军长。当时，张作霖正致力于“联皖倒直”，因此，网罗了不少皖系军人政客，分别给他们一定职位。老段上台后，吴光新辞去奉军职务，当了执政府陆军总长和军队训练总监等要职。由于他们亲奉制冯，惹恼了冯玉祥，冯下令把曾毓隽、朱深等人逮捕，吴光新害怕遭到同样命运，也是对执政府的前途失去信心，于是辞去部长职务，逃到奉天投靠奉军，想重圆他飞黄腾达的美梦。然而，张作霖对这条乏走狗早就失去热情，没有给他一官半职。他只好灰溜溜潜回北京。

这次去奉天游说，他心里没底，本不想去。但经不住老段一再催促，他才勉为其难。结果还是碰了“软钉子”，一见老段的面，吴光新叹道：“张作霖拒不接见我，只让部下捎话说，执政的信我看过，致力于和平是我终生所愿，只要焕章不负我，我绝不负他。”

段仍抱幻想：“这么说他还是有意和平？”

“不是。”吴光新无可奈何地说。“我问过他的几员大将，他们都说告诉芝老别费劲了，雨帅已与吴佩孚打得火热，决心与冯玉祥周旋到底，现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大干一场！”

“啊，是这样。”段祺瑞一听凉了半截，腆脸张口半晌不语。许久才问：“你有何见解？”

奉张的路堵死了，吴光新只好一门心思转到段祺瑞这边来。他说：“吴佩孚是我心腹大患，张作霖、冯玉祥都可作同路人。因此，还应以拉拢奉张，调和奉张矛盾为上，以便集中力量打击直吴！还有，以李大钊、徐谦为首的共产党人，活动十分猖獗。据可靠消息，他们正在发动一次反对现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你本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每次示威游行，警备司令部都派大刀队相随，名为防止意外，实为保护学生运动。现在，冯军态度发生变化……因为帝国主义、张作霖、吴佩孚都在攻击冯玉祥被‘**’，他不敢再明目张胆支持学生运动了。我们对这群暴徒不防强硬一些。”

“对，”段祺瑞咬牙切齿地说，“这群土匪，真该杀掉一批，否则，执政府无法立言。”

月上旬，直奉冯混战终于爆发了。

吴佩孚在河南首先向岳维俊发起进攻，继而，直鲁联军在直隶也发动攻势。奉军从山海关出兵策应。李景林部先后占领沧州、献县、青县。国民军不甘示弱，在沧州、马厂间展开激战。冯玉祥答应部下暂缓出国，从平地泉来到张家口调度军队：派鹿钟麟赴静海前线坐镇指挥，派李鸣钟到北京主持防务，并从绥（远）察（哈尔）调兵增援……不久，张宗昌派褚玉璞为鲁军总指挥，率部队向北推进；派毕庶澄率渤海舰队进逼大沽口。直鲁联军一度将静海和独流占领，致使天津大为震动。鹿钟麟、孙岳亲赴战争第一线督师。战斗异常激烈，阵地几易其手。同日，渤海舰队11艘舰只，载负鲁军6000人，在炮火掩护下在北塘登陆。冯军英勇善战，同仇敌忾，经过昼夜苦战，俘获鲁军近000名，击退战舰11艘。冯军严密封锁了大沽口，不准任何舰只驶入。

冯军封锁大沽口本是正当行为，不料，却遭到口头标榜中立，实则支持奉军的外交使团反对。他们向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说什么冯军封锁海口是违反辛丑条约的行径，要求立即撤销封锁，否则，各国军舰将采取自由行动。其实他们的军舰经常帮助奉鲁军运兵运械，掩护渤海舰队出入港口，帮助直奉军阀打内战。现在反来倒打一耙。

当外交部向段祺瑞报告外交团上述情况后，段十分恐慌。他表面上气势汹汹，其实最怕得罪洋人，他是个典型的色厉内荏的彳软骨头。他马上命令外交部把“抗议书”内容通报冯军。这时的冯玉祥正八面受敌，四面楚歌，不敢过分刺激外国人。于是决定：撤除部分封锁，允许外国舰只悬挂特种旗帜，白天出入港区，但必须接受冯军检查……次定做出后，日本军方故意挑衅，次日，派出两艘驱逐舰从旅顺开抵大沽口，掩护渤海舰队4艘军舰进入塘沽港。炮台守军以旗语阻其前进，日舰不听反先开炮。炮台守军还击，日舰才被迫退却……不料，外国人反倒恼羞成怒。英德美意日5国公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共同行动对付中国。月15日，他们鼓动参加辛丑条约的8国公使，向中国政府联合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一，按照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海口的交通不得发生任何障碍；二，奉国两军应立即停止在大沽口附近作战；三，奉天舰队应退出大沽口外，国民军应完全撤除海上水雷；四，所有航海灯塔及航行标志，必须完全恢复；五，轮船入港，除按照条约由海关检查外，不受任何方面之检查。以上各条限于18日上午作出满意答复，否则，各国海军将采取必要行动，扫除一切障碍。

同日，日本公使单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严惩守军军官，并付5万元损失费……外交部收到通牒后，认为关系重大，不敢怠慢。外交部长王正廷协同总理贾德耀驱车来到吉兆胡同段公馆。段祺瑞正跟棋手吴清源下围棋。他放下围棋接待了他们。王正廷大致介绍了事情原委，又把5条通牒让老段看过。老段略加思索后说：“事关重大，必须妥为处理。本人有两条意见：一、立即召集外委会议讨论对策；二、马上征求鹿钟麟的意见。还有，要特别注意学生动向，他们胆敢趁势作乱，严惩不怠！请把此意见转告卫队旅长宋玉珍严加防范。”

外委会上的讨论十分热烈，有的主张无条件接受，有的主张持强硬态度，有的主张作部分妥协，有的主张提交国联交涉……七言八语，不一而足，最后没拿出任何一致意见。这时，冯玉祥的意见转来：由于冯军处境艰危，希望和平解决，冯玉祥遵守辛丑条约，决定撤除海口封锁，但以各国严守中立为条件。

北京当局的软弱，帝国主义的偏袒和恃强逞凶极大地激怒了中国人。月17日，北京大学召开各界代表的大会，做出逐段下台，另组国民政府和驱逐8国公使出境的决议。当即推举几十名代表赴执政府请愿，要求面见段祺瑞和贾德耀，要求中国不要屈服武力，勇于驳斥8国通牒。当卫队旅长宋玉珍用电话向段祺瑞请求办法时，段祺瑞正为学生的“无法无天”，要他下台而大发脾气，他大声吼道：“不见不见就是不见！既然要我下台，还见我干嘛？把他们轰走，轰走！”

宋玉珍得到尚方宝剑，十分强硬，以“总理忙，执政病”为由要代表们离开。代表们不走，宋玉珍便命士兵推推搡搡，拉拉扯扯，继而发生口角和冲撞。于是愈争愈甚，愈演愈烈，士兵们自恃人多势众，竟对代表大打出手，拳脚相加，当场有十几个人被打伤……代表们义愤填膺，一瘸一拐回到校园，一刹间，群情激愤，摩拳擦掌，当即决定明天——即月18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

这天上午10时，北京学生、工人、市民及各界人士几千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上做出六项决议：一、电促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最后通牒”的八个提出国；二、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旅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三、要求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牒；四、驱逐八国公使出境；五、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六、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会后，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大游行。队伍由长安街向执政府和国务院驻地——铁狮子胡同进发。沿途高呼“反对八国通牒”，“打倒帝国主义”，“驱逐8八国公使”等口号。

午后1时许，游行队伍000余人来到国务院门前。其中有少数工人，广东外交团、国民党北京党部人员，留日归国学生，更多的是北京十几所大中专学校学生。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空场后，自发地散开。这时，两扇镶满铜钉的大门威严地关闭着，站在门前的卫队约00余人，他们身着灰军装，红领章，领章上有“府卫”两个铜字。他们背着枪悠闲地站着，并无惊慌不安的情诸。游行群众也十分平和，并无过激行动，只有少数学生领袖向军官交涉。记者们有的爬上石狮子，有的翘着脚，试图拍下这历史场面。当代表面见总理和执政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愤怒的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

事前，卫队旅作了部署：执政的安全，由少校参谋王子江负责，段公馆的防卫由上校参谋长楚溪春负责，卫队旅长、宋玉珍少将坐镇执政府，负责全面指挥。当宋玉珍把游行队伍“围攻”执政府，高呼“反动”口号，企图“冲击”政府重地，用电话向段祺瑞报告时，多年来对学生运动积淀在心的偏见与仇恨，多年来仕途维艰，政坛失意的种种不快与怨忿，以及“小扇子”徐树铮的惨死，孙子大江的越礼乱分……桩桩烦恼一齐涌上段祺瑞的心头，刹那间他头脑发胀，神情狂躁，产生了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念头。他吼道：“混蛋，你手里的家伙呢，是烧火棍吗？”

据后来段祺瑞的表白，他并没有下令开枪，只是让他们放几声空枪吓跑他们，谁知他们动真格的。不管怎么辩解，宋玉珍是听了段祺瑞的指示，才向王之江传达开枪命令的。王子江“嘟——”吹起警笛，高呼：“各就位——取枪——装子弹——放！”

“啪啪啪……”排枪响了，罪恶的子弹不是射上天空，而是射向手无寸铁，规规矩矩的人群。顿时，群众惊慌失措，阵容大乱，有的捂着伤口倒下去，有的弯腰弓背盲目奔跑，有的就地卧倒，有的匍匐前进。鲜血流淌着，飞溅着，践踏着。人们被突如其来的恐惧和意想不到的灾难所镇慑，偌大广场，二千余众意没有哭声、叫声和喊声，只有凄厉的笛声和劈劈啪啪的枪声。警笛每响一次，便是一排枪声，警笛一声接一声，枪声一排又一排，警笛凄厉而有序，反映出是按照节拍指挥的，也反映出刽子手杀害无辜时的从容心态。与此同时，士兵的枪口，是按照指挥刀所指的方向，向人群稠密地方射击的……更有甚者，卫队旅的野兽们，还挥舞着带钉带棱的大棒，专门袭击已逃离现场的男女学生，被打得脑浆迸裂，血肉模糊，四肢断裂。而他们则趁火打劫，或抢掠学生财物，或剥光死者衣裳，直至只剩下一条内裤为止……惨案发生大约10分钟后，警备司令部代司令李鸣钟和楚溪春赶到杀人现场。当他们见到执政府门外阵尸遍地，鲜血横流后，大吃一惊，李鸣钟顿足说：“打死这么多学生，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哪？”

“我们一起去找执政请示。”楚溪春提醒李鸣钟。

于是，李、楚二人登上汽车来到段公馆。段祺瑞正像一条神魂颠倒的恶狗狂躁不安，显然有人向他报告了惨案的大概。一见李鸣钟，他吼道：“你还能不能维持北京治安？你如不能，我可以撤你，也可以枪毙你！”

李鸣钟连连鞠躬谢罪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卑职一定能维持好北京治安！”

段祺瑞对楚说：“楚溪春，你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还要奖赏他们。这群土匪学生，罪有应得！”

当晚，国务院扩大会议在段公馆内客厅进行。除国务总理、内阁成员外，尚有李鸣钟、宋玉珍和王之江列席，按照段祺瑞对宋玉珍的秘密授意和宋玉珍与王之江的幕后策划，王之江正在介绍事件“经过”。他无中生有的说：“示威者打着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组织几百名敢死队，他们泼洒火油，抛掷炸弹，手持带刺木棒，殴打军警卫队，当场击伤宪兵1人。企图冲击烧毁执政府。卫队官兵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出于正当防卫开了枪，经查点人数打死暴徒46人，伤00余人，失踪40余人。当场夺获暴徒手枪数支……”

段祺瑞煞有介事地问：“王之江，你说的可是实情？”王之江说：“句句实情，不敢妄言。”“你敢出庭你证？”“我敢。”

段祺瑞又转向宋：“宋玉珍，他说的可是实情？”宋玉珍说：“句句实情。”“到时候你们一起出庭作证。”“是！”

段祺瑞又问与会者：“你们有什么话说吗？”

大家七言八语：有说学生罪有应得，有骂学生不知天高地厚，有说卫队正当防卫无可非议……段祺瑞十分满意，说：“好了，我们要做好三件事：第一，马上发通缉令，通缉李大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陈毅等**要犯，及时捉拿归案；第二，立即会同陆军部、司法部和高等法院，组成大案审理机关，把案件来龙去脉审理清楚；第三，以国务院名义发布通电，说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大家有异议吗？”

“有！”李鸣钟提出不同意见，“第一，说**发动，挑头儿，似嫌证据不足。因此，对共产党要人的通缉令可否不下？第二，为维护政府威信，应对受难者给予抚恤。”

段祺瑞态度强硬地说：“不，通缉令一定要下，**要犯一定要抓。至于抚恤嘛，出于人道尚可考虑。”

会议结束后，宋玉珍被段祺瑞留下。段小声嘱咐道：“你回去后立即找可靠者数人，制造一些‘物证’，如手枪、木棒、煤油、引火物等，以便言之有‘据’。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不可露出马脚。你若把事情办糟，我只好拿你是问。”“是，是”

宋玉珍吓出一身冷汗，在这种乱世之秋，稀里胡涂充当“替罪羊”的事，实在太多太多了，他怕自己面临同样命运。

次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无中生有地诬陷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1人，伤警厅稽查及警察各1人，卫队多人。当场夺获暴徒手枪数支……。”更恶毒的是，电报以“军警”代替府卫队，目的是把罪行推到国民军身上……。

段祺瑞的残暴罪行，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除全国学界之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广州国民政府、全国工商界、妇女界以及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纷纷发表通电、文章、集会、演讲、游行、示威等，声援北京学生，遣责段祺瑞的滔天罪行。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北京十几所大中专学校，更联名向京师检查厅控告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要求将他们推上审判庭。各校以不同方式为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甚至抬棺游行……段祺瑞寝食俱废，足不出户，整天龟缩在家里惶惶不可终日。愤怒的口号声，如泣如咽的哀乐声以及阵阵哭叫声，不时传进段祺瑞的深宅大院，撩拨着他的心弦，使其心绪难宁。他怕受害家属报复，愤怒学生发难，不敢去执政府上班。每天只好通过电话、信件和信使控制局面。

这天晚上，秘书长邓汉祥又来向他汇报。邓语气沉重地说：“今天上午，京师地方检察厅通报了‘18’事件的法庭调查，结论是群众并无犯罪行为，未达到正当防卫之程度，府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在场警察也在法庭上证明，游行学生除传单、旗帜外，并没有带任何攻击性武器……”

“这么说我受了愚弄？”“是鲁莽了一点儿。”“我本意是让他们放几声空枪吓跑，谁知……”“可否把责任者抛出去，减轻一点压力？”“唉，算了，我不后悔。你跟高检厅通融一下，尽量处理‘圆满’些。”“还有，北京各界召开万人追悼大会。开始没人敢做大会主席，后来又没人敢上台发言。沉默许久，中法大学学生陈毅才挺身而出，慷慨阵词，恶毒攻击执政府。他讲完后会场又陷入沉默。这时，突然有一中年男子跳上台，口吐狂言，语惊四座，披露‘18’事实真相，将政府说得一无是处。他甚至咬破中指，当场写下血书。他的讲演大大鼓舞了群众，口号连天，狂呼滥叫，纷纷登台演讲，掀起一股反动狂潮……”

段祺瑞气愤地问：“他是谁？”邓汉祥说：“他就是《京报》主笔——邵飘萍！”

段祺瑞啼牙切齿地说，““又是他！这是个极端分子，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死猪不怕开水烫。段祺瑞不自愿下台，一门心思用在挽救其摇摇篮欲坠的政权上。他首先找到奉系驻京代表郭瀛洲，不惜屈身降志，拉着他的手低声下气地说：“冯奉本是一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现在，冯奉兄弟阋墙，兵戎相见，实令人痛心！为此，老朽忧心如焚，昼夜难安哪。因此，今天将仁兄请来，共筹联合倒吴大计。你得帮助老朽啊！”

“我能做什么？”郭瀛洲问。

“我已同冯方表达双方携手之意，他们欣然同意，已派出代表张树声随时听命。你可将此意通报雨帅，极力促和。““卑职愿为斡旋出力。”

当天，郭瀛洲打电报向张作霖请示，张回电表示欢迎。次日，郭张二人同往沈阳拜谒张作霖。段祺瑞再次写信痛陈利害。

张作霖是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的人。没有好处的事他是不干的。他一面“欢迎”冯军代表来奉和谈，一边下令进攻滦州。张之江去电请其停止军事行动，等待谈判结果，张作霖趁机要挟，提出以交还直隶、热河为和平先决条件。奉军攻势不减，先后占领乐亭、滦州、唐山等地。

段祺瑞碰了钉子并不死心，继续作垂死挣扎。他又挖空心思生出一计，从早为世人遗忘的故纸堆里，拣出两个活宝——王士珍和赵尔巽，想利用他们的“威望”发起一次和平运动，向冯奉双方提出五项和平办法：一，划直隶、北京、热河为军事缓冲区，区域内仅设民政和武装警察，不得驻扎军队；二，奉军退回东北；三，冯军专力开发西北；四，岳维峻部〔〕退回陕境，李景林部退回鲁境；五，鲁豫两省维持现状。

于是，赵尔巽、王士珍发出和平通电，建议交战双方停战议和，坐下来谈判，解决争端。

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等冯系大将，主动发表联电，表示遵守和平方案，将所部撤回原防，专力开发西北，不与内争。国内知名人士、党派团体也纷纷发电呼吁停战议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