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住院治疗半月有余，仍不见好转。不得已接受手术治疗。开刀后发现肝脏布满大小肿物，遂定为肝癌，虽经医生以放射线、针药等多方治疗，依然无效。征得中山同意，将先生移往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休养。
段祺瑞对先生之恳切陈词不作丝毫让步，中国国民党遵照先生指示，决定不参加善后会议。
1日，段祺瑞到顾维钧宅探望先生。一个表面敷衍，一个大失所望，二人实在没话可讲，只是言不由衷地敷衍几句，便匆匆忙忙结束了这次历史性会见。
月1日上午，酝酿已久的善后会议终于在北京开幕。不过，在会议人数上大煞风景，原定代表184人，由于中山先生、黎元洪、唐绍仪、梁启超、岑春煊、王士珍等名流抵制，国民党人拒不出席，实到只有96人，刚刚超过半数。
段祺瑞颜面无光，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出席会议并致颂词。在一通吹嘘文后，他分六个纲目分别阐述：一，辛亥革命之意义；二，革命延长之危机；三，制定国宪，速成省宪；四，善后会议与统一；五，国民会议与制宪；六，建设前途之责任。他认为“民国垂1年，非争即乱，”欲结束这种局面，“莫如速定国事。欲求国事之速定，则舍国民制宪，无他途也”。他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主张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图所谓彻底改革，是直自扰而已。”
他说：“善后会议之召集，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与国民代表会议，截然为两事，性质既殊，组织各别……有识之士，当不至并为一谈”，他认为“国民方面，既无纠纷可言，亦不能负解决之责”，只能由临时政府“与全国军政当局……旁求当世名贤硕彦之指导，消弭循环报复之隐患，用成和平改造之新治……”。
至于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段祺瑞认为只有“政府准备提案之纲领，以俟善后会议之考虑”，言外之意，这种会议仍由军阀、官僚、政客控制。
因为不足法定人数，所以，段祺瑞只主持了一次开幕式就搁置起来。一直到1天后才正式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亲奉老朽赵尔巽和亲皖政客汤漪为正、副议长。
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有枪便是“炕头王”。枪多地盘多，枪少地盘少，只要有枪就没有人敢罢免他；一旦丢了枪，被其他军阀吃掉，他的地盘也就没有了……段氏上台，身兼二职；又因大多国会议员参与了贿选，遭到国人唾弃，国会已经瘫痪。反使执政府不受国会监督与牵制。乍看起来，段祺瑞似乎有无限权力，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按自己意志大干一场了。
然而，由于皖系军阀的实力已被瓦解，仅剩一批无权无勇的官僚政客。而奉系军阀实力最强，时刻想夺取北洋政权，控制全国；唯因资望不足，需要一个傀儡过渡一下，张作霖才暂时拉出段祺瑞作“垫脚石”，冯玉祥虽与张作霖信仰不同，但其目的一样，都想称霸中国。同时，国民军驻扎京畿，眼到手到。因此，缺乏实力为后盾的段祺瑞，根本无法按照自己意志行事，只能仰奉、冯两系的鼻息办事。真如张作霖所讥讽的那样，段祺瑞是一只烟熏火燎的“北京烤鸭”，其处境可想而知。
为讨好两系，段上台伊始，即任命张作霖为镇威上将军，节制东三省军务，兼东北边防屯垦督办、奉天省长。分别任命张作相、吴俊开为吉林、黑龙江督办。
同时，段也不敢怠慢冯玉祥。任命他为西北边防督办，将察哈尔、绥远和京兆所属县划归给冯，并允许冯军扩编6个师个混成旅。批准胡景翼督豫，孙岳督陕……9月19日，段祺瑞再次出席善后会议，并发表演讲。他以临时执政的身分，一口气提出5个议案：军事方面有：整理军事大纲案，收束、安置军队案，富兵于工修治河道案，富兵于工修治全国道路案，等等。财政方面有：拟定军费标准案，拟定中央概算案，核定各省区预算案，推行新税案，整理内外债款案，等等。
他要求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财政问题，要求各省财政扣除本省军费后，一律上缴中央。各省军队应有一定限额，额外兵员另行安置。他雄心勃勃，志在必得，希望财、军大权收归中央，削减地方军事实力，以达到统一一尊之目的。
段祺瑞说这番话的时候，各地军阀正进行着空前大混战：吴佩孚兵败后回到洛阳，立脚未稳突遭其部下憨玉昆袭击；鄂督萧耀南陈兵鄂北，拒绝吴佩孚入境；奉系正计诱陈调元倒戈驱齐（燮元）；第二次江浙战争时起时落；江南争夺战正酣，奉军趁火打劫；陕、皖、鲁争督大战此伏彼起……段祺瑞的讲话理所当然捅了马蜂窝！他刚回到执政府，善后筹备会议总办许世英惊慌失措跑了进来，一进门就喊：“报告执政，会场乱套了！”
他介绍说，段祺瑞做完报告后，大家分组讨论。奉系代表你言我语，发言激烈，对段祺瑞的裁军、限额等强烈反对，说这是冲他们来的，若不改变计划，他们集体退席加以抵制。其它省区的实力派也纷纷反对，趁机发难。
听罢许世英的介绍，段祺瑞长嘘一口气，进一步感到仰人鼻息的难处。他只好说：“好吧，让他们休会，告诉奉系代表，今晚我接待他们。”
晚上，段祺瑞把杨宇霆、张景惠约到空府会谈。段讨好地说：“今天将二公请来推心置腹地谈谈。我们是一家人，有话好商量。诸位代表对会议安排有意见，不妨谈一谈。”
杨、张都是官场老手，又是八面玲珑的人物，摘章造句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希望对方先说，最后，张景惠清清嗓子，慢条斯理开了腔：“不错，我方代表是有意见。奉方有军队0多万，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执政提出裁军、限额、整理军事，无疑都是针对奉军的。现在一半奉军在关内，正在向长江流域延伸，换言之，正在为卢永祥打天下。如真的实现裁军、限额、受损失最重的是奉军。”
张景惠的话似重锤敲在段祺瑞心上。实际上，段祺瑞的裁军的确是针对奉军的，他希望抑制奉系迅速膨胀的实力，达到各系大致的平衡，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没想到，任何触犯奉系利益之举，都是危险的游戏。
张景惠话音刚落，杨宇霆弦外有音地说：“是啊，正像执政所说，我们是一家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请执政从大局着想，全面衡量利害得失……”
段祺瑞听得出。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其潜台词是：你是我们捧上台的，你不听话就请你挪挪窝儿。
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假如拗着他们，不仅善后会议开不成，连他这个执政怕也难以为继了。段祺瑞满面堆诚地问：“二公所言甚是。请问二公有何高见？”杨宇霆口气强硬地说：“这很容易。第一，把部分议案取消，如整理军事大纲案、消纳裁兵案、安插军队案、限定兵额案等；第二，将其他军议案合并讨论，不必深入细致，只求粗线条就行了。”
段祺瑞为难地说：“这……会议目的要大打折扣了。”张景惠一声冷笑道，“嘻嘻，执政，难道你对会议还抱希望吗？”段祺瑞大惑不解地问：“什么意思？”张景惠以讥讽的口吻说：“黎元洪，徐世昌，都曾致力减军废督，你段执政让他们做成过吗？”“这……”段祺瑞哑口无言。
“当今社会是一个‘武力至上’社会”杨宇霆放肆地绕室徘徊。旁若无人地说，“任何有悖这一现实的空洞口号，都是无稽之谈。”
段祺瑞的精神防线垮了，彻底败下阵来。他进一步懂得，没有强大实力作后盾，是任何事也干不成的，只有俯首贴耳任人摆布。他说：“好吧，就按宇霆说的两条办吧。此外，我将任命张宗昌为鲁督，姜登选为皖督，宇霆为苏督，阚朝闻为热河督统。希望你们与执政府通力合作，开好善后会议。”
就这样，军事议案囫囵通过。在讨论财政议案时，因涉及各省军阀利益，纷纷退席抵制。正巧，段祺瑞因多年举借外债，借了多少，用途如何是笔糊涂帐。他也不想深究，结果，财政议案也不了了之……这天，段祺瑞正为会议的多灾多难而发愁，梁鸿志和许世英一前一后来到办公室，梁说：“报告执政，中山先生秘书处来人报告，说孙先生病危。”
“病……危……”半天，段祺瑞才回过神来，没头没脑说了一句。
由于政务繁忙，诸事违遂，近来，段祺瑞常常精力不济，精神不能集中。对这个消息，他说不清是喜是忧？因为，孙中山一旦死去，南方局势将发生变化，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难测……吟沉片刻，他说：“世英你代我去探视，问问他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回来再具体研究。”
一小时后，许世英回到执政府。向段祺瑞汇报孙中山的病况。
月1日上午9时10分，许世英到达中山先生病榻前。这时，先生已进入弥留状态。许世英凑近先生耳畔，轻轻呼唤，已没有任何反应。到9时0分，一代伟人停止呼吸，溘然长逝。室内顿时迸发出一片哭声。自从前年夏天起，许世英几下广东，数次受到中山先生接见。他学识渊博，头脑睿智，态度和蔼可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虽然他的观点立场，不能为许世英所接受，但对先生的博大精深，高风亮节，令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今天，面对一代巨星殒落，不禁潜然泪下。几分钟后，许世英被李烈钧、孙科请到别室。许世英说：“对先生仙逝，我代表段执政和我本人表示沉痛哀悼！执政让我问问，对先生后事如何打算，执政府将全力配合”
先生长子孙科激愤地说：“家父的死，段祺瑞是要负责任的！你们一再邀请家父北上，可不等家父到京，他就抢班夺权；家父提出的主张他无一兑现，跟你们的几次保证大相经庭，以致家父心滞气郁，抑郁成疾……”说着，泣不成声。
许世英谦诚地鞠躬致意道：“对不起大公子，对此我很难过。但我无能为力。”
李烈钧说：“誓生（孙科字），过去的事不必提了，历史会作出公正评说的。还是说说后事吧。”
许世英说：“协和（李烈钧字）兄所言甚是，在下洗耳恭听。”
李烈钧把遗嘱抄件递给许世英：“这是先生遗嘱，不久公开发表。至于后事安排有以下几点：一，成立以本人为主持的中山先生治丧处；二，月15日先生遗体大殓；三，拟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停灵并举行公祭；四，举行国葬，全国下半旗日，包括外国公使馆；五，段执政参加公祭仪式并发表祭词，祭词由我们撰写。”
许世英原原本本向段祺瑞作了汇报，并把中山先生遗嘱递给段祺瑞。遗嘱写道：
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中华民国14年月4日，孙文。月11日补签。
段祺瑞粗略地看了一遍，就愤愤地掷在地上，他说：“胡闹！你革命40年，也没见你革出什么成色来，让你的建国方略，三民主义见鬼去吧！说说他们的要求。”
许世英简要地复述一遍。段祺瑞说：“让内务部通知他们，其他条件都好商量，只有在中央公园设祭坛一事我不能同意，请改在天坛公园进行。”
许世英慎言道：“这……怕不妥吧。卑职以为人既已死，何必在旁枝末节上计较，还是答应他们要求为好。”
梁鸿志盛气凌人地说：“许世英，你真糊涂！现在，全国各地正在闹什么国民会议运动，中央公园离执政府这么近，执政府安全由谁负责？”
是的，段祺瑞正是担心这个问题。由于段祺瑞以善后会议对抗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在国共两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正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促成国民会议运动。早在去年年底，上海首先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继上海之后，广州、北京、天津、南京、济南、保定、石家庄、青岛等城市相继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纷纷举行大会，发通电，游行示威，要求召开国民大会。旅居美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华侨，也纷纷来电来函，力促国民会议成功。
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00多人，代表全国0多个省区，0多个地方国民会议促成会。这是一次与段祺瑞反动军阀、政客、官僚相对抗的人民会议，是以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为主旨，在近代史上是空前的。近几月来，段祺瑞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中山先生正在这时逝世，他不能不害怕民众对他采取“过激”行动。
听了梁鸿志的质问，许世英不再坚持。他知道即使能说服段祺瑞，也无法说服梁鸿志，因为他跟徐树铮一样又臭又硬，不通情理。段祺瑞也更加坚定。他断言道：“就这样，你去通知！”
许世英无可奈何地去了。
中央公园位于天安门西侧，原为辽金时代的兴国寺，元代改为万寿兴园寺，明代改为社稷坛，是皇帝祭土地和五谷神之所，清代沿用，1914年10月10日辟为中央公园。社稷坛为园内主体建筑，在全园中心轴线上。此坛建于明永乐十九年，由汉白玉筑成，呈正方形，上层坛面铺五色土，坛台中央有一方形石柱，名“江山石”，表示江山永固之意。
内务部次长王耒传达了段祺瑞的意见，顿时引起轩然大波，汪精卫疾言道：“总理乃民国元勋，为国是北上，不幸西去，在社稷坛治丧乃天经地义，想不到段执政反对，令人不解！”
李烈钧也说：“总理践约而来，为国仙逝，治丧于社稷坛，段执政无权反对。你回去告诉他，我们就在社稷坛祭灵！”
王耒诺诺而去。于佑任说：“等等，我跟你一起去见段祺瑞。”
于佑任来到执政府大吵大闹，双方僵持不下。于佑任刚走，鹿钟麟匆匆来到执政府，一见段祺瑞就一揖到地道：“恭喜执政，贺喜执政！”
段祺瑞不解其意：“何喜之有？”“孙先生乃执政政敌，先生仙逝，执政岂非一喜乎？”
鹿钟麟是国民军北京驻军总司令，国民军总代表，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段祺瑞恨他怕他又不敢得罪他。勉强笑道：“伯瑞兄不可乱说，我跟先生虽部分意见相左，可不是政敌哟。”
“先生是位伟人，生前有人怕他，今天死了依然有人怕他。”“什么，我怕他？”“你若不怕他，何必反对在社稷坛设祭？”“我……我怕学生闹事。再说，在天坛公祭不是更好吗？”“学生通情达理，不会闹晤，再说，他们要想闹事，哪里不能闹呢？”
六八烟熏火燎你给人民多少爱，人民还你多少情。中山先生投给人民的爱多多，人民给还的情深义重。
195年月19日，一大早王府井、长安街、天安门等就站满自发而来的民众，还有成群结队的人向这里蜂拥。东单三条，帅府园交通断绝，让位给胸戴白花、臂佩黑纱、满面泪痕的人……11时许，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协和医院抬出，缓缓向中央公园走去。灵柩所过之处，马路两侧十几万人，鞠躬致意。多少人泪水盈盈，多少人痛哭失声。灵柩过后，群众自发地跟上来，宽阔的长安街，汇成绵延不断的洪流，后面的人不断加入队列，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人们一直把灵柩送到中央公园，送到社稷坛上。全体人员列成纵队，向中山先生遗体三鞠躬，整个祭场没有话语，没有喧闹，没有挤撞，只有一片悲痛的唏嘘声和肃穆的气氛……月4、5二日，是各界民众公祭日。
因段祺瑞预先通知治丧处说他要来公祭，所以，治丧处作了充分准备，李烈钧为他写了悼辞。就在段祺瑞即将登车时，朱深急冲冲跑来说：“报告执政，您不能去！”
“为什么？”段大惑不解。
“据可靠情报获悉，国民党人欲对执政采取非常手段！”
“这……”段闻言大惊，把刚刚戴上的皮帽和手套摘下来，轻轻放在桌上。许久才问：“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朱深危言耸听地说，“我接到情报后曾亲往中央公园视察，确实气氛紧张，充满杀机……”
其实，朱深的话纯系胡诌，他根本就没到现场去。段祺瑞却半信半疑，颓然坐在椅子上愣起神来。身旁的曾毓隽说：“不会吧，他们没有理由如此。”
“对，”许世英也说，“此说离奇，不足为信。”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梁鸿志说，“还是慎重点好。”
“人生在世，信义为先。”许世英说，“今天食言，领袖威信何在？”
“是啊，”曾毓隽说，“今天失信，定会开罪国人，不利于团结呀。”
“难道领袖安全可以置之不顾吗？”姚震厉声质问，“出了事谁人负责？”
一句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是啊，果真如此，谁能负起责任？
其实，所谓“非常手段”纯系子虚乌有，是姚震、朱深、梁鸿志等人编造出来骗人的。他们不愿改善同国民党人的关系，不同意与孙中山搞“三角同盟”，段祺瑞犹豫了。他对中山先生只有敌意，没有感情，以往的一切姿态，都是勉强作出来掩人耳目的。所以，当个人利益与信义发生冲突时，他便毫不犹豫地作出有悖情理和道义的抉择。他说：“好吧，通知治丧处，说我足疾突发，脚肿不能穿鞋，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我前往致祭。”
段的突然变卦，使国民党人愤怒不已。大家七口八舌，高声叫骂。当即，李烈钧登上社稷坛台阶，义愤填膺地说：“……诸君前来祭奠先生，是敬仰先生的人品，崇尚先生的主张。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段执政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突然毁约失信，不来公祭先生。孙先生乃民国元勋，三民主义先导，他的主义必将光耀中国，发扬光大，今后实行主义之责任，历史地落在诸君肩上；但那些昏庸腐朽之辈，只能阻挡社会前进，成为历史绊脚下石！同志们，封建军阀，帝国主义不喜欢孙中生，害怕孙先生，话着怕他，死了还怕他。大家看到了：死总理吓倒活执政！”
李烈钧的慷慨陈词点燃听众的怒火，他们捶胸顿足，叫骂连声，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中山先生永垂不朽的口号响声震天……段之代表龚心湛出现在中央公园时，愤怒的群众一片斥责声，守门的学生不准他们走正中路阶，他们只好沿侧路进入灵堂，读完祭文，匆匆退去。当段祺瑞读完龚心湛带来的李烈钧为他写的祭文时，他追悔莫及，痛悔自己失去一次哗众取宠之机，办了一件蠢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