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国英逃走后没几天，又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江北四镇徐州高杰，寿州刘良佐，淮安刘泽清，庐州黄得功先后布檄文，宣布拥护北平的鸿德皇帝。
高杰，字英吾，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他原先是李自成的得力部将，绰号翻山鹞。高杰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为邢氏的姿色所倾倒，一见钟情。邢氏本是良家女子，被李自成抢到军中，并不真的归心，她也爱上了高大魁梧的高杰。在邢氏的劝说下，又因为担心李自成知道后会引来杀身之祸，高杰于崇祯八年带着邢氏及一帮兵士投降了明将贺人龙，被授予游击之职。高杰后来多次参加了对农民军的追剿，累功升任总兵。1644年初，大顺军渡河东征，明朝武将大批归附，高杰因为自认为对李自成有“夺妻之恨”，不敢投降，于是率部由陕西经山西、河南怀庆一直逃到山东。高杰在夺路狂奔之际，派使者到寿州同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系。马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万、马骡九千，立即回信招揽：“将军以身许国，当带砺共之。”同时让高杰部屯驻徐州，听从自己节制。高杰赴寿州谒见马士英后回镇徐州，不久就由于太监卢九德的穿针引线，成了“定策”元勋。
黄得功，字虎山，辽宁人，出身行伍。他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崇祯年间长期在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部义军作战，期间曾调任张远麾下镇守金州，后升至庐州总兵。曾随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刘，论功封为靖南伯。
刘良佐，字明辅，北直隶人，因常骑一匹杂色马，人称花马刘，与高杰同是李自成麾下战将，中曹变蛟伏降明军，封广昌伯，统兵在宿松、庐州、六安一带同义军作战，升任总兵官。北都覆亡时他带的军队驻在河南正阳地区，甲申四月应凤阳总督马士英邀请率部进入南直隶，沿途淫劫，临淮民闻其将至，严兵固守。刘良佐大怒，下令攻城，结果却没攻下来。马士英让他移驻寿县一带。他的弟弟刘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祯四年）大凌河之役时任游击，就已随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廷。后来张远破沈阳的时候，没有杀死刘良臣，而是把他带回了明朝，送归刘良佐。
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县人，出身行伍，崇祯末年升至山东总兵。大顺军迫近北平时，崇祯帝命他率部火入卫京师，他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不久大顺军进入山东，他带领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诸臣商议立君的问题上，他起初迎合东林党人钱谦益、吕大器等主张拥立潞王朱常淓，后来得知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和马士英已经决策拥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敌，立即摇身一变，加入了拥福的行列。
以上江北四镇之中，高杰、黄得功、刘良佐都和张远有直接的联系，马士英不敢太过信任他们，所以才会派左梦庚攻打九江。四镇之中的高杰和刘良佐看到昔日战友在张远的阵营里都是顺风顺水，自己又得不到马士英的信任，于是派人联络老战友，相约起事。黄得功本来就对弘光的伪太子一案很是不满，再加上当年在金州，看到张远确实有安定天下，造福百姓的本事，于是也檄文响应。至于刘泽清，他看到其他四镇都已经归顺了鸿德皇帝，于是也和当初拥立福王一样，随了大流。
第二件大事，便是福建总兵郑芝龙和在野的洪承畴一起布檄文，举福建全省拥护鸿德皇帝。洪承畴甚至写了书信给弘光，要他立刻自废帝号。一时间，江南小朝廷覆没在即
张远是如何进南京城的，后世正史、野史有多种演绎。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弘光皇帝自知资望德行不如鸿德皇帝，便主动自废帝号，大明驸马安国公张远是率领“王师”在大臣和百姓的欢呼声中进了南京城。而民间野史则传说安国公张远兵围南京城，炮催促弘光皇帝投降。当时的弘光皇帝正服用了**在宠信两名新选入宫的秀女，一时受了惊吓，得了马上风一命呜呼。南京城里乱作一团，张远便率兵进了南京城。
总之，大明的天下再次一统。不过战斗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张远的到来，自然将一系列在登州镇时便已经施行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移植到江南，这给江南的官僚商业集团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于是，看似太平的江南之地，实则暗流涌动。
苏州西郊的太湖，古称震泽，乃是风景秀美绝丽之地，午后的阳光，把金色撒在湖面，湖面波光粼粼。一艘艘扬帆的鱼船好似一朵朵沉睡着的白色睡莲.随着波浪，近了，远了，渐渐消失在一望无边的湖中。湖岸边郁郁葱葱的芦苇，随风摆动.婀娜的身姿在湖边起舞，扬起的芦叶似那裙上的流苏.白绿相间
一艘画舫畅游其间，船船尾各站着四名彪形大汉，大船周围还有七八只小渔船，看似是渔人在捕鱼，而那些渔人的目光却不在渔网上，而是警惕地注视着周.画舫上，当朝驸马张远正在宴请几位重要的客人，他们便是大名鼎鼎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之所以请这三人，这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人的政治理念不无关系
先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都主张经世致用思想，认为应该学以致用，关注现实问题。反对阳明心学式的空谈。针对明代八股取士，读书人只知诵读程朱注解，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情况，他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其次，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都主张“工商皆本”或者“农商皆本”的思想。明末商品经济蓬勃展，工商业地位日渐突出，明末进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主张土地改革，赋税改革，政治制度改革。反对传统重农抑商，认为并强调“工商皆本”。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凭借长辈权势在录取过程中以不正当的方式胜过平民。扩大了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书言事者等等
所有这些思想都与张远不谋而合，而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之所以肯应邀前来，主要也是因为张远施行的新政策与他们的政治主张颇有相似之处。外加张远的名声远播，他们也早就想来拜会一下这位大明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驸马爷、安国公。
张远作揖道：“诸位都江南文人的前辈长者，平时能请到一位已经是荣幸之至了，张远真日能够请到三位，真是三生有幸！”
“公爷谬赞了！”顾炎武起身笑着还礼
黄宗羲也还了一礼，随即说道：“今日公爷请我等前来，改不会只是邀我们游湖吧？”
“开门见山……痛快！”张远说道：“相比各位也听说朝廷要在施行新的税制，晚辈想听三位前辈先生的意见。”
王夫之笑道：“农不及工，工不及商，商人也是大明百姓，照章纳税，理所应当，况且农商皆本，怎么可以把税赋的负担都压到农夫身上？”
黄宗羲也说道：“我见天下之田赋比以前更重，而后百姓的生活也比以前愈加艰难，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而那些商贾坐拥巨富，缴纳的税银却十不到一，实在不应该。依我之见，眼下的田赋征银有三个问题：第一，银子非农业之所出，纳税者因为要把粮食折为银两而遭商人盘剥，反而加重负担；第二，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应该重定天下之赋，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出百谷者缴纳百谷，出桑麻者缴纳布帛；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佰四十步、三百六十步、四百八十步、六百步和七百二十步作为五种“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顾炎武说道：“天下之人心里想着自己的家，偏袒自己的孩子，是人之常情。如果为君者真的关心爱护百姓，就应该放任百姓自己去为之。只有让人民“自为”，而不是让那些口称“为天子为百姓”的官员们来监督百姓们如何作为，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百姓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促进市井的繁荣展。届时，再辅以商税，那么国库就充足了，农夫也不用被课以重税，最后铤而走险了。”顾炎武清了清嗓子，说道：“就拿盐业来说吧，眼下盐法的主要弊端在于，它只有利于盐吏们大量侵吞国家的财税，又阻碍了食盐的自由流通，造成了民生的困乏。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哪个人背后没有官员豪绅撑腰？如此官*商*勾*结，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