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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戈酣战

夏曦执行“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了反“围剿”的失败，洪湖根据地全部落入敌人之手。

此时，红3军由原来的3万多人，只剩下了1万余人。红军广大指战员见此情景，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打回洪湖去。然而，夏曦既对在洪湖苏区坚持斗争失去了信心，又怕承担丢失苏区的责任。

不敢走，也不敢留，成了夏曦的心病。他只能带领红3军在大洪山一带往返游荡。

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怎能没有根据地？1932年10月下旬，中央分局在湖北随县王店召开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贺龙在会上说：“部队总不能老四处游荡，总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换口气，休整休整。”于是，贺龙主张重整旗鼓，发起对敌人的进攻，恢复洪湖苏区，并重新组织湘鄂边特委，带一部分部队恢复湘鄂边苏区。

贺龙的主张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支持，但家长制作风严重的夏曦根本听不进大家的意见，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大手一挥，武断地下令：“去豫西南方向，与红4方面军会合。”

外有强敌围困，内有错误路线当道。红3军又因夜以继日地行军作战，体力、弹药消耗很大。以这样的疲惫之师，进行长途远征，无疑于雪上加霜。1932年11月初，红3军从随县越桐柏山进入河南。国民党正规军不停地追拦截堵，当地反动武装不断袭扰，给红3军造成了极大困难。红3军各部队只得交替掩护，边打边走。时值冬季，部队缺衣少被，给养匮乏，白天得不到休息，夜间难于睡眠，在与敌人激战中又不断遭受损失，减员甚多。进入伏牛山区以后，每日以百里速度行军，仍摆脱不掉敌人。尾追不舍的敌人是马英才旅。

到了西峡口附近，贺龙把贺炳炎叫来说：“非设法打个胜仗不可，你带１个团埋伏在觉春附近的山口子上，打敌人的伏击。”

贺炳炎受命而去，在临近西峡口布下了一个口袋。

马英才旅的士兵大摇大摆地追来了。突然，西峡口山上的伏兵势如破竹地杀将出来，打得马英才旅一个措手不及，前面的红军部队又掉过头来夹攻，400多名敌人就这样死于非命。

敌人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后，被迫停止追击。红3军进至陕南，贺龙得知武关及其附近有敌军１个旅，周围还有两个旅，便对参谋长唐赤英和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说：“我看要打武关。这是一个考验，一定要打胜。不打胜仗，我们没法走。”

贺龙亲自进行了战斗动员，红军一鼓作气攻下武关，歼敌１个营。

武关战斗后，贺龙从俘虏口供中得知，红4方面军已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方向转移；据敌军留下的报纸消息证实，红4方面军确实转移了。于是，贺龙再次向夏曦提出恢复湘鄂边的建议。这时，与红4方面军会合无望，夏曦才不得不采纳贺龙的意见，决定返回鹤峰、桑植。

12月15日，红3军从武关附近折而向南，由洵阳、安康之间渡过汉水，经神河街、牛头店，进入万县地区的巫溪县，准备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巫溪守敌黄涛闻讯，立即派保安队长史焕章率300人在母猪峡隘口阻击。

母猪峡，又名“一线天”，峡高300米，长1公里，宽不到3米，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黄涛心想：“如此要隘天险，我重兵把手，阻止红军入川理所当然。”黄涛部署完毕，就忙官场上的事去了。

贺龙得知敌情后，命令先头部队的雷连长于当天傍晚率一连战士，从侧翼隐蔽上山，除掉隘口山上的敌军岗楼。雷连长受命后，立即组织战士抵近岗楼，神不知鬼不觉地拔掉了哨兵，一脚踹开楼门，勇猛地冲进屋去，大声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我们是贺龙领导的红军！”

保安队长史焕章正倒在床上吸鸦片过烟瘾，突然听到“贺龙”两字，顿时惊惶失措，忙从床上爬起来，一面支吾其词，一面暗中摸枪。雷连长眼疾手快，飞起一脚踢掉史队长的枪，随即递给他一张署名贺龙，写有“为民除害，横扫天下，挡我去路，若卵击石”的“特别通行证”。史焕章此时早已吓得浑身筛糠状，一个劲地打躬作揖，连声说：“撤，我们撤！”

如此这般，红3军凭借着贺龙的这张“特别通行证”，不费一枪一弹，通过了黄涛精心部署的母猪峡，顺利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接着，贺龙率领红3军沿鄂川边境继续南下，越过巫山，横渡长江，一举攻克巴东县城。1932年底到达鹤峰县境内。1933年元旦，红3军利用敌第21军驻湘鄂边的部队全部西调的有利时机，乘虚攻占鹤峰城，全歼当地保安队。

两个多月时间里，红3军南来北往，顶风冒雨，一路刺杀，苦苦转战3500公里，粉碎了沿途敌人围追堵截，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胜利地实现了红3军的战略转移。这时的部队兵员锐减至9000余人，弹药消耗殆尽，每条步枪所余子弹不到3发，干部的损失更为严重，伤亡病故加上夏曦“肃反”捕杀，富有经验的党政军干部所剩无几，党政工作几乎停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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