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历来是一个民族，现在却冒出了韩国、朝鲜两个新国家，一南一北，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相互不承认。两个国家都认为朝鲜半岛只能有一个国家，都说自己是朝鲜半岛的真正代表和未来发展方向，于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开始碰撞，双方互不服气，而且坚信自身的实力。在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其结果只有一条——兵戎相见。但是，作为美国、苏联和中国，从1949年的国际国内环境与各自的利益出发，并不愿意看到在朝鲜半岛立即发生战争。
（一）苏、中、美制止大战
应该说，1949年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具有转折性意义的，红旗席卷远东地区，也动摇了美国人战胜共产主义的信心：中国革命在没有美国军队大规模兵力干涉的情况下已经顺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蒋介石跑到了台湾；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只留下数量很少的军事顾问；朝鲜人民表现出高涨的革命情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韩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则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等等。1949年9月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国的核武库中已有00多枚核武器弹）。然而，斯大林认为苏联与美国实力对比还是有差距，为防止不必要的冲突，还是拒绝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早在1949年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便提出了以武力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但斯大林说“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在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时才可以越过三八线。
1949年9月15日，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电报说：“我认为，人民军的人数和他们拥有的物质保障现在不能保证彻底打垮南方军队并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强调“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仅仅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为此，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一带的挑衅活动，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从而缩短陆地战线。”
对于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的报告苏联极为重视，1949年9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十分慎重地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甚至还出现误导，“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如上所述，朝鲜北部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决议要求“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的力量。”实际情况是朝鲜已发出“朝鲜祖国统一民主阵线成立大会呼吁书”，韩国共产主义游击队和群众已经采取了积极的配合行动，而苏联又不让朝鲜进攻，且韩国军队全力对游击队进行严酷讨伐，南部游击运动和建立解放区以失败告终。
1949年10月4日。什特科夫大使至斯大林的电报，报告了与金日成和朴宪永的谈话情况：“金日成和朴宪永勉强地接受了通报。金日成听我讲完后说：好吧。朴宪永讲得比较明确：这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更广泛地在南方开展游击运动。为了指导游击运动，他们向南方派了800人。”
上述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不想采取大规模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而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斗争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然而这和朝鲜当时领导人的思想有很大冲突。苏联的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大使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这也说明，苏联领导人主要考虑的还是不诉诸武力解决朝鲜问题。
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虽然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只是推迟了一些时间，规模也小了一些。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第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韩国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事先没有请示，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大使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据目前掌握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至迟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没有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斯大林之所以不同意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其担心可能有三个：一是美国可能卷入朝鲜冲突；二是平壤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三是避免苏联卷入战争。在斯大林的决策考虑中，对亚洲的共产主义发展还是非常满意的，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并不急于诉诸战争，也没有必要，他把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是第一个也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底线始终是保证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安全。
1949年4月底，朝鲜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中国。金一先到沈阳与高岗会面，并与中共中央进行了联系。在北平，金一先后四次会见朱德和周恩来，一次会见最高领导人毛，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请中国支持朝鲜的相关事宜，包括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朝鲜的局势以及成立东方情报局等问题。5月，中国领导人毛等在了解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需要援助的情况后，毛答应要帮助金日成，但并不主张金日成主动采取军事行动。
苏联驻朝鲜的什特科夫大使向苏联报告了朝鲜与中国商定情况。电报说，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作战。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对于金一提出的这三个师所需弹药能否给予支援的问题，毛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毛和朱德对朝鲜的情况十分关心，并详细询问了朝鲜形势。毛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个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在朝鲜，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毛说：“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苏联就在旁边，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
苏联驻中国大使科瓦廖夫也向苏联报告了中国与朝鲜商定情况。电报说，关于援助朝鲜军队干部和武器的问题与朝鲜通报的情况基本一致，但谈到朝鲜局势和中国的态度时则有很大不同。根据这个通报，中国最高领导人毛说，如果朝鲜发生战争，中国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当金一说美军撤出南朝鲜后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朝鲜发动进攻时，毛劝他们进行反击，但如果有日军参加就要慎重。毛还说有可能出现敌人占优势的情况，并劝他们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这种思想准备。毛又特别指出：“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毛还说：“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我们才会采取。”虽然两个电报不完全一样，说明当时报告反映的情况各有侧重，对不同的国家表述应有所区别，这都是正常的。从中国的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同意发动战争。
1949年9月1日金日成与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顿金进行会晤。据顿金报告，金日成谈到朝鲜半岛的军事局势时提到“今年春天，在中国最高领导人毛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这一点与朝鲜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总之，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中国最高领导人在1949年春天并不赞成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至少是等到中国内战结束以后再说，而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
1949年，有两件事对美国人的刺激极大，甚至动摇了美国人在冷战中取得胜利能力的自信心：一是49年9月日，在北太平洋上空。一架美军用于测试同温层中核辐射强度的远程侦察机收集到了放射性空气标本。经专家分析、研究，确定这是苏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的确凿证据，代号“约瑟夫１号”。杜鲁门说，美国的情报专家“没有一个人预料俄国能在195年以前能设计出任何原子装置”，“俄国人能以出乎我预料的速度获得这样进展，当然使我震惊。”二是苏联原子弹爆炸几周后，中国共产党就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蒋介石被从大陆驱逐出去，流亡到了远离大陆的台湾岛上，美国人只能诅咒和憎恨，却无能为力。这样，1950年初，杜鲁门总统指派政府和国防部门的官员开始认真研究世界上对美国利益存有的威胁因素，为了提高军费，艾奇逊指派国署院政策规划司副司长保罗？尼采撰写一份核心文件，其结果导致了一次最高机密的研究，也就是代号NSC－68的研究（NSC是美国安全委员会名称的缩写，是一个向总统提供对外政策事务咨询的机构）。它警告说，由于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和美国对原子弹垄断地位的结束，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威信已经受到严重威胁。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说，美国“无意攫取”中国的任何领土；“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使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这是美国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策略，也可理解为一个试探，也是离间中苏关系的一个计谋。但是，在美国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和保守的共和党坐不住了，他们紧急呼吁支援蒋介石，阻止红色中国接管台湾。
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说中，宣布了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和杜鲁门批准的远东战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环带”从阿留申群岛起，经过日本，直至琉球群岛和菲律宾。朝鲜和台湾没有被划在这条防线以内。而这一遗漏，也使共产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朝鲜和中国既震惊又高兴。美国人说：“美国没有将韩国纳入其在亚洲的防御范围之内，从而铸成大错”。韩国人气愤地说：“有关‘太平洋防线’的‘轻率愚蠢’的言论，促使了韩国战乱的爆发。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讲话“好象把肥肉主动送给伺机吃人的狮子一样”，是向敌人发出“欢迎进攻”的邀请。从这个意义上说，艾奇逊逃脱不了对他的尖锐的谴责：一个不懂韬略‘蹩脚外交官’”，美国的远东战略是导致朝鲜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
1月1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可夫·A·马立克退出安理会会议，声明除非驱逐国民党人，否则苏联将不参与也不承认任何行动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十分不理智的行为，是苏联外交斗争上的一次严重失误以致在后来几次重要的联合国会议上，苏联代表等于自动放弃了使用否决权的机会，为美国利用联合国干涉朝鲜提供了条件。
1月19日，美国众议院以19票对191票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对韩援助法案。
1月9日，美韩双方缔结了美韩互助条约，其基调是维持现状。
月15日美国议会通过的1097万美元的对韩军事援助案，据说主要是通讯器材和装备零件，首批援韩物资在美国出港的优先顺序被排得很后，直到6月下旬才到达，而且仅仅是价值50美元的电线。
（二）“酒后吐真言”之后
1950年1月17日，朝鲜副首相兼外相朴宪永举行午宴，欢送朝鲜大使李周渊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职。出席午宴的有金枓奉、金日成、朴宪永、李周渊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等。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而且主要是欢送朝鲜驻中国的大使，应该重点谈论与中国的关系问题。金日成在祝酒时，当着苏联驻朝鲜大使表达了对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为朝鲜提供的无私的援助表示了友爱和感谢之情，接着，话锋一转说：“如果将南朝鲜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统一事业拖延下去，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对我的信任。”金日成对斯大林的忠告提出了意见，他说，苏联要求北方不要向南方进攻，当李承晚军队向北方进攻时，可以对朝鲜南方进行反攻。但是，李承晚至今未发动进攻，南朝鲜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便拖延下来，所以金日成想，必须再到斯大林那里去一趟，接受指示并获准让人民军发起进攻，解放南朝鲜人民。借着醉意，金日成质问苏联大使，为什么不许他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能拿下这个半岛，如果发动一次总攻，人民军几天之内就能进入汉城。苏联大使也看出来，金日成并没有醉，而是借酒诉情，告诉苏联人，金日成一直都想发动进攻。
金日成酒桌上的一番话肯定要传到斯大林的耳朵里，时间不久，1天以后，也就是1950年1月0日，斯大林给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发了一封00多字的电报，看起来电报的篇幅不长，内容就两条，一是安慰金日成，并随时准备接见他和支持他。二是希望每年至少能得到朝鲜5000吨铅。这封不经意的电报，看起来似乎平常，但是却有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决策的改变，斯大林的回电允许金日成来苏联，隐含着同意金日成对南朝鲜进行“重大的举措”，既然苏联要东西，同时象征苏联将给朝鲜提供援助。
月7日，收到斯大林电报的金日成心领神会，他并没有急于去苏联商谈，而是请求苏联政府把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并把这笔贷款用于为计划组建的个步兵师购买苏联的装备，以便把军队总人数增加到10个师。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亿卢布的黄金（9吨）、白银（40吨）和钼精矿（1.5万吨）。
1950年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废弃旧约、签定规定和协定、给予中方贷款和购买进攻台湾的海军装备，中苏的战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月0日，也就是斯大林发电两个月后，金日成在朴宪永副首相的陪同下胸有成竹的访问了莫斯科，在半个月时间与斯大林３次会面，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朴宪永这位原朝鲜南方共产主义领导人保证，南方人民会在北方发出信号的第一时间内一呼百应、揭竿而起。金日成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稳操胜券。莫斯科同意了朝鲜人的要求，但是还要求金日成访问北京，将此情况通报中国领导人。金日成考虑到中国已支援个朝鲜人步兵师和装备，向斯大林表示他不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但斯大林还是要求必须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同意。从这一点上看，斯大林考虑问题非常周到，朝鲜作战必须有中国作后盾，苏联人才有底气。
1950年月底。中国最高领导人毛在北京会见了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李周渊。会上提到了金日成与毛会见的问题。“毛对会见金日成一事持肯定态度，并将会晤时间定在今年4月底或5月初。毛把预期的会晤同朝鲜统一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谈”。从毛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的考虑十分周到，尽量避免给世人中国与朝鲜同盟并参与朝鲜战争的印象。毛进一步说，“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让本国军队做好准备“。朝鲜还将此次谈话情况向苏联进行了通报。“毛又补充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也是毛的一贯想法。
1950年4月份，美国NSC－68号文件出笼，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件，它奠定了美国在冷战中对苏联的整体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原有的三倍，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反对与苏联进行谈判，因为强迫克里姆林宫“显著改变其政策”的条件还不够充分；第二，研制氢弹，以便抵消苏联在1954年前可能会拥有有效的核武库所带来的影响；第三，迅速发展常规武器，以便在不必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保全美国的利益；第四，大幅增加税收来支付这种新的、代价高昂的军备设施所需的费用；第五，动员美国社会，包括由政府在美国民众中营造关于“牺牲”和“团结”的必要性的“共识”；第六，建立由美国人领导的强大的同盟体系；最后，通过“使苏联人民在这项事业与我们结盟”来从内部侵蚀“苏联极权主义者”。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文件肯定讲不清楚。不过没关系。杜鲁门和艾奇逊对遏制已不再感到满意，他们想要的是苏联的败退和一场彻底的胜利。可以说，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就确立了与苏联对抗与冷战的蓝图，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导火索。
苏联人说：在金日成于1950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中国最高领导人毛同他谈话时强调指出，他确信美国不会“为象朝鲜这样的区区之地”而卷入战争。毛还提到，中国政府将在沈阳地区部署一支部队，以便在南朝鲜拉日本军人参与军事行动时，向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美军不会介入战争，因此没有打算以派遣大量兵员的方式帮助朝鲜。
1950年5月1日，金日成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决定秘密访问北京，其目的是向中国“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当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会谈在开始进行不久便意外的中断了。当天晚上时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罗申大使立即向斯大林报告“毛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斯大林）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本人讨论。”“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回电。”显然，会议中断的原因是对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中国领导人感到十分突然和半信半疑，因此，当时只好暂停，并连夜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5月14日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的电报：“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在这种情况下，毛就不便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5月17日，中国将中朝会谈情况向苏联进行了通报。可转交个师给朝鲜，此外，还可训练00名军官，如果北南朝鲜发生战争，我们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包括个朝鲜师的给养和武器。“朝鲜同志认为，美军在最近期间可能撤出南朝鲜，但他们担心日本人来接替美军，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力量对朝鲜发动进攻。我们劝他们反击这些军队，但这时要估计南朝鲜军队中有无日军。如果有日军参加，那么就要审慎，当敌人占优势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军队，最好牺牲某些地区，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包围并消灭入侵的军队。我们劝他们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思想准备，出现这种形势是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朝鲜的失败，这仅仅是战略转移。”
这样，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4天，得到了将要进行战争的消息。
（三）烟雾和情报
1950年5至6月的朝鲜半岛，处在各种烟雾和迷忙之中。
1950年5月，为了加强对朝鲜军事行动的指导，苏联派瓦西里耶夫，赴朝鲜任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
1950年5月0日，韩国举行了第次大选。在总数10名议员名额分配是：执政党54，在野党，无党派(倾向在野党)10，左翼。这对于李承晚的执政党来讲，可以说是大败。
6月8日，朝鲜向韩国国民发出呼吁，建议实现“除李承晚匪帮以外的全朝鲜的和平统一”。
6月10日，朝鲜继续抛出橄榄枝，建议将被朝鲜监禁的曹晚植先生和他的儿子，与被韩国警察逮捕的南朝鲜劳动党地下工作队队长李舟河、金三龙进行交换。
当天，朝鲜民族保卫省召开师、旅长级以上指挥官的作战会议，下达了在6月日前到达进攻出发地域的命令。
6月15日，美国驻韩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特准将退休。
6月17日，杜勒斯率领的国务署代表团与由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联会主席布雷德利率领的国防部代表团同时到达东京。因受到华盛顿重视而颇为得意的麦克阿瑟当然知道双方的目的：一个为了日本，一个为了台湾。为此，麦克阿瑟准备了两个长篇备忘录，其核心是，如果美国要在东亚地区夺得主动，就必须缔结对日和约并保证台湾不受到侵犯，二者不可缺一并互为补充。在访问的最后几天，两个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数度会谈。最后经麦克阿瑟从中斡旋，双方达成妥协。可以说，朝鲜战争前美国对台政策及对日媾和方针的前景已经明朗化。
6月18日，美国国务卿特使约翰·杜勒斯视察了三八线，还饶有兴趣地与韩国士兵合影。
6月19日，朝鲜再次提出了“为建立统一政府而派遣协议团”的建议。朝鲜的作战准备与和平倡议“两手”都很硬。
6月0日，美国驻韩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茨准将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汇报朝鲜局势时断言：“韩国军队完全经得住朝鲜人施加的任何压力”，韩国政府对“北进”的胜利充满信心。美国和韩国双方曾多次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详细地讨论了“有关完成战斗准备的问题”和“北伐计划”，并调整部署，将陆军部队8个师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在三八线沿线展开5个师，组成两个战斗司令部，并配备了陆军总部直属的炮兵部队和技术兵种部队，主力集中于开城、汉城和议政府地区。第二梯队展开个师，集中于汉城附近。
6月日，也就是开战的前两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罗斯科·希伦科特海军上将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上作证时说：“据情报局所知，朝鲜是平稳的，现在和可以预料的将来，我认为不会发生问题”。美国人评价该上将局长是美国“海军的三流人物，他当局长是因为凑巧这次该由海军出人了”。这也难怪，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亚洲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立足点，其东京“站”总共才人，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甚至拒绝为他们提供一个办公场所，情报局的人只好在一家旅馆的客房里工作。
1950年6月，朝鲜人民军共有10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和空军、海军及警备部队共1.5万人，装备有T—4型坦克150辆、各种飞机0架和1毫米榴弹炮等重型火炮98门。军队的主要职位都由从苏联回国和从中国回国的人担任，非工农出身的不任用为军官。据说，人民军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曾在中国共产党部队中服过役，这些人给人民军带来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不怕牺牲的战斗勇气。
1950年6月，韩国军队有8个师、海岸警卫队、空军、警察共15万人，装备有装甲车7辆、各种迫击炮火炮1191门、飞机架和作战舰船71艘等重型武器。第1师配置在开城，员额9715人，师长白善烨上校(伪满洲国军官)。第师配置在大田，员额7910人，师长李亨根准将。第师配置在大邱—釜山，员额7059人。第4师配置在光州，员额776人，师长李应俊少将。第5师配置在春川，员额911人，师长金钟五上校。第7师配置在议政府，员额9698人，师长刘载兴准将。第8师守备东海岸，员额6866人，师长李翰林上校。第8师配置在瓮津半岛—汉城，员额7061人，师长李钟赞上校。韩国军队的主要职位大都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也有出身伪满洲国的将军，可以说主要是“日本派”。
1950年6月，美国在远东的兵力部署：陆军主力是第8集团军，下辖4个师，驻守日本。其中，司令部在横滨；第7师在北海道；第1骑兵师在关东；第5师在关西；第4师在九州。空军主力是第5航空队和1个轻型轰炸机联队、1个运输机联队，以及战略轰炸机司令部所属的轰炸机部队共有各种作战飞机117架。机型以防空战斗机为主，为了防备苏联，主要部署在日本。海军以巡洋舰为旗舰，由4艘驱逐舰和若干运输舰组成。远东美军联合部队司令官（兼日本占领军指挥官）是麦克阿瑟，兼远东陆军司令官，负有确保远东主要是日本、琉球的安全，不使台湾落入敌方，保护美国在朝鲜人员的安全。对韩国的防务麦克阿瑟不负任何责任，韩国是由国务署管辖，以威廉·罗伯特少将为首的48名军事顾问团成员，都在美国驻韩国大使穆乔的指挥下工作。因此规定，驻韩国军事顾问团获得的军事情报，直接报告国务署，抄件送东京。
苏联人说：在进攻即将开始时，朝鲜的军事力量与南朝鲜相比占有很大优势。北南朝鲜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如下：军队人数1∶；步枪1∶；机关枪1∶7；冲锋枪1∶1；坦克1∶6.5；作战飞机1∶6。
1950年6月日0时，韩国解除非常戒严令，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官兵放假外出。
6月4日，联合国军事观察小组在视察三八线半个月后，向联合国提出了如下要点报告：“朝鲜军队在三八线南侧占据有利的突出据点，韩国军队进行了防御编成，因而不具有对朝鲜军队实施大规模进攻的态势”。
6月4日，也是一个星期六，韩军参谋总长蔡秉徳少将一如既往在6点钟起床了。这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49期毕业生，二战结束时是少校，韩国建军后出任参谋总长。“肥仔”是蔡秉徳少将的雅号，因为他1米67的身材，体重却有110公斤，肥胖的身材使得他缺少了点优雅。饭后，蔡秉徳看着窗外的天空，用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然后把手绢折好放入口袋，理了下军装，正了正仪容，在夫人白庆和的目送下，进了来接他的汽车。蔡秉徳在陆军本部办公室里听取了参谋们关于禁止军官出入酒吧、禁止酗酒的命令的报告。虽然，韩国军官们在酒吧的活动引起的不满越来越强烈，遭到社会各方的非议，但是一旦全面禁止，又会影响和美国军事顾问的“亲密关系”，“肥仔”自然不会批准此报告。
这一天，从三八线刚刚视察回来的韩国国防部长申性模也进入了办公室。他是船长出身，曾在中国和印度生活过，后来接受了李承晚的邀请而回国，竟然被任命为总理兼国防部长。申性模在韩国国内不可能有什么根基，对军事问题的认识也很肤浅，对于前线的防御状况，也自然不在他的视线范围。
《韩国战争史》（韩国国防部编）对国防部长申性模、参谋总长蔡秉徳的评价是：对美国奉行“事大主义”，对军备漠不关心，是忘掉了丰臣秀吉“壬辰倭乱”的使韩国蒙难的人物。
6月4日快要过去了，这一天似乎和住常的日子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也就是这一天，朝鲜半岛看似平静的三八线，已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了。经过五年的孕育，仇恨的种子就要发芽了，朝鲜半岛将要成为亚洲的“火药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