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出乎大家的意料，高坡塘方案公布之后，虽然引起了全社会的热议，但报名者却寥寥无几。在有限的二十几个报名者中，除了钟长鸣已经借调的七个年轻人，大多还是事业单位的一般干部。并且，几乎所有的报名者都是报的新区管委会职位，各个派驻新区的职能管理部门的职位基本无人报名。

这也难怪。由于高坡塘新区方案是市级机关缩编减员方案的连环改革方案，因此，这次高坡塘新区的干部招聘范围，不仅没对全国公开，既使在唐州市，也仅仅限定在市级直属的五十九个部委局办，连六县二区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也没有纳入公聘对象，更不对唐州市的社会各界开放。由于高坡塘新区离市中区还有十来公里的路程，又是县区级政府机构，对于已经在市级机关的干部而言，这种公开聘任，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优惠之处，加之又有如此之高的公聘条件，报名的人数少，其实还是很正常的。

刘一凡看着这份情况通报，原来只想写已阅两字就放过去的。但转念一想，他收起了手上的笔。他打开抽屉，重新把组织部制订的市级机关缩编减员的实施方案找了出来，眼睛直直地盯在了文件后面的缩编计划表上。在这个表上，市委办一栏的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5”。这表示，市委办要缩编减员五人。

这个缩编减员方案，虽然说是沿用了王晓波书记原来的老方案，但是，因为要与高坡塘新区的建制方案配套对接，为政府系列的职能管理部门留出了派驻新区的名额。因此，在编制具体的计划上改动很大，市委和市政府的各个综合管理机构，成为了这次精兵简政主要的缩编减员对象。这种方案，无论它的合理性有多高，但对于缩编减员的重点单位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工作压力和沉重的现实包袱。所以，从收到这个方案以后，刘一凡就把它打入冷宫，锁进了抽屉之中。

虽然在市委常委会上，刘一凡是这个精兵简政的缩编减员计划的坚定支持者。但真的接到这个具体实施方案时，他还是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情绪，立刻把这个方案锁进了抽屉之中，好像只要把这个方案锁进了抽屉，这个方案就消失了一样。

现在，他把抽屉中的方案解放出来，是下定决心要履行自己的责任了。

在中国的官场，编制问题一直是各级官员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编制问题，不仅关系着编制内干部的职务责任划分以及政治待遇、物质待遇等等直接利益；而且，因为它直接牵涉到一个单位部门所有职位和职数的设置，是一个直接的官帽问题。与此同时，因为职位和职数的不同设置，又会带来不同的权力运行模式，而不同的权力运行模式，又会带来不同的现实利益回报。因此，编制问题就成为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最直观的体现。一般说来，一个单位的编制越多，其职位和职数的设置就越多，那么，这个单位主管领导的权力和利益就越大。所以，在中国的官场，从来都只有“争编制”一说。而没有任何人愿意主动减少编制。这也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虽然经历了三次机构改革，却很难在实质上精兵简政的根本原因之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