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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_二、“这一个将会杀死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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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一个将会杀死那一个!”

请女读者原谅,这里,我们要暂停叙述,探讨一下副主教所说的“这一个将会杀死那一个,书会摧毁建筑”这谜一般的话语隐含的思想。

我们认为,这个思想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这是教士们的一种想法,表明圣职人员在印刷术这一新生事物面前有一种恐惧心理。在谷登堡的光辉的印刷机面前,圣职人员惊恐万状,眼花缭乱。这表示教坛和手稿、口说的话和手写的话对印出来的话感到惶惶不安,犹如一只燕雀看见一个叫“群”的天使展开六百万只翅膀时感到惊慌失措。这是预言家的惊呼,他已经听见人类在冲破束缚,蠢蠢欲动,乱挤乱爬,看见智慧将要摧毁宗教信仰,自由舆论将要取代宗教信念,世人将要摆脱罗马教廷。这是哲学家的预测,他看见人类思想将被印刷机变成蒸汽,冲破神权的牢笼。这是士兵的恐惧,他审视着青铜羊头撞锤说:“城楼就要坍了。”这意味着一个强权将要取代另一个强权。这表明印刷品将要摧毁教堂。

但是,我们认为,这是表层的也是最简单的想法,下面还隐藏着另一层更为新颖的思想,是第一层想法的必然结果,不易察觉,但更易质疑,也是一种哲学观点。不过,不仅教士有这种想法,学者和艺术家也忧心忡忡。这是预感到人类思想在改变形式的同时也将要改变表现方式,每一代人的主导思想不会再以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方式写出来,石头书再结实、再持久,也将要被更结实、更持久的纸头书取而代之。从这个角度看,副主教这个模糊的说法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说明一种艺术将取代另一种艺术,印刷术将摧毁建筑艺术。

事实上,从原始社会到公元十五世纪,包括十五世纪,建筑艺术向来是人类伟大的书卷,是人的力量和智慧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表现。

当原始人的头脑感到负载过重,人类记忆的行囊装得太多太杂,会使得口头传颂的没有被保存下来、瞬间即逝的知识在半路上失散,这时候,人类就用最显目、最持久又最自然的方式,把它们记录在地面上,把每个传统都写在一座纪念碑上。

最初的纪念碑只是一些普通的岩石,如摩西说的,是“没有被铁器碰过的”岩石。建筑艺术,和任何文字一样,是以字母表开始的。把一块石头插到地里,这就是一个字母,而每个字母都是一个象形文字,每个象形文字上面都有一组思想,如同柱子顶上装有柱头一样。世界各地同时期的最初人类都是这样做的。凯尔特人的“竖石”,在亚洲的西伯利亚,在美洲的潘帕斯草原,也可以见到。

后来就创造了词。把石头摞起来,再把花岗岩音节配在一起,言语便试着进行组合。凯尔特人的古石冢和直立巨石围墙,伊特鲁里亚的古冢,希伯来人的古墓穴,这些都是词。有些词,尤其是古冢,是专有名词。有时石头很多,地方很大,就写一个句子。卡纳克人把巨石堆在一起,就是写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最后,就开始写书。传统产生象征,又消失在象征下面,正如树干消失在树叶下面一样。这些寄托着人类信仰的象征繁衍生息,互相交错,日趋复杂;早期的纪念碑已经容纳不下了,满得到处往外溢。这些原始的纪念碑,即使表达像它们自身那样简单朴素、毫无装饰、匍匐在地的原始传统都很勉强了。象征需要在建筑物上成长壮大。于是,建筑艺术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而发展,变成了千头万臂的巨人,用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永恒形式把这个漂泊不定的象征主义固定下来。当代表力量的代达罗斯还在测量,代表智慧的俄耳浦斯还在歌唱的时候,作为字母的柱子,作为音节的拱廊,作为词的金字塔,同时受到某个几何定理和诗律的推动,聚集起来组成句子,互相混合,上升下降,在地面上排列组合,一层层冲入天空,直到按照一个时代的主导思想写出美妙的书卷,也就是奇妙的建筑,如印度的埃克林加神庙、埃及的拉姆塞翁金字塔、所罗门庙。

主题思想——言语不仅存在于这些建筑的内部,也表现在建筑形式上。例如,所罗门庙不只是圣书的精装封面,其本身就是一部圣书。从那些同心墙垣上,祭司们可以相继读到显示在眼前的有形言语,他们从一座圣殿到另一座圣殿,注视着言语的不断变化,直到在最后一个圣幕上面抓到了言语最具体的形式——圣约柜,这仍然是建筑艺术。所以,言语隐藏在建筑中,但它的形象表现在建筑物的外壳上,正如人的形象表现在木乃伊的棺木上。

不只是建筑的形式,而且,它们的地址也显露出它们所代表的思想。象征可以表达优美,也可以表达阴沉。根据需要,希腊人在山顶上修建赏心悦目的神庙,印度人则开山劈岭,在里面修凿奇形怪状的寺庙,由一排排花岗岩大象驮着。

因此,在世界最初的六千年中,从印度斯坦最古老的寺庙到科隆的大教堂,建筑艺术一直是人类最伟大的文字。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任何宗教象征,而且任何人类思想,在这部巨书中都有各自的位置,都有各自的丰碑。

任何文明都始于神权而终于民主。自由取代统一这一规律,也写在建筑上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强调。不要以为,建筑艺术的威力仅仅在于建造庙宇,表现神话和宗教象征,把神秘的摩西十诫用象形文字记载在石头上。如果建筑艺术只限于建造庙宇,就不可能再现人类思想的这个新状态,正面写满字迹的书页,背面会是一片空白,作品会断头少臂,书本会残缺不全,因为任何社会都有这样的时候:神圣的象征会被自由思想损害、磨灭,人会逃避教士,哲学和社会制度的赘疣会侵蚀宗教的面容。因此,建筑艺术的作用不限于此。

以中世纪为例,因为这个时期离我们比较近,看得更清楚。中世纪初,神权政治开始统治欧洲,梵蒂冈在朱庇特神殿周围旧罗马的废墟上以自己为中心重建一个新罗马,基督教到古代文明的残垣断壁中寻找社会的各个层次,用这些废墟重建以僧侣制度为基石的新等级社会。就在这片混乱的状态中,在基督教的影响和蛮族人的推动下,神秘的罗曼建筑艺术慢慢地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艺术的废墟上涌现出来,先是听到汩汩冒出的声音,后来见到了具体的形象:这是埃及和印度宗教建筑的姐妹,纯正天主教永恒不灭的标记,教皇一统天下经久不变的象形文字。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全部思想都写在这阴沉的罗曼建筑风格上了。随处可以感觉到神权的威力和统一、宗教的不可渗透性和绝对性,感觉到格列高利七世的存在。到处是教士,而不是人;到处是特权阶层,而不是人民。可是,十字军远征开始了。这是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最后总会释放出自由思想。于是,新事物诞生了,三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出现了:雅克农*动、布拉格贵族运动和神圣联盟。神权摇摇欲坠,统一分崩离析。封建制度要求和神权平分秋色,然而,人民将不可避免地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像以往那样最后分得狮子的一份,因为狮子是王者。因此,僧侣制度孕育着领主制度,而领主制度又孕育着公社制度。欧洲的面貌焕然一新,建筑风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建筑艺术和文明一样,揭开了新的一页,准备适应新的时代精神,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十字军远征给建筑艺术带回了尖拱式样,正如给国家带回了自由。于是,随着罗马帝国逐渐解体,罗曼建筑艺术也慢慢消亡。象形文字离开大教堂,去向封建制度施展魅力,成为领主城堡主塔上的装饰纹章。而教堂本身,这个昔日极其教条的建筑,从此遭到市民、公社、自由的侵袭,逃出教士的控制,落入艺术家的手中。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建造教堂。什么神秘性、神话,什么清规戒律,统统去他的!要的是随心所欲、想入非非!教士只要有教堂和祭台,就无话可说了。四堵墙属于艺术家。建筑艺术这部书不再属于僧侣,不再属于宗教,不再属于罗马,而是属于想象,属于诗,属于人民。因此,这一新的建筑艺术仅仅历时三个世纪就有了层出不穷的迅速变化,而这巨大变化发生在具有六七百年历史的罗曼建筑艺术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之后,就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艺术大踏步前进,人民大众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独创精神,做着从前主教们做的事。每一代人都在这部书上留下自己的一行字,抹去各大教堂扉页上的罗曼象形文字,如果说在新的象征下面还能看得出宗教建筑艺术的条条框框,那充其量也只是一鳞半爪,寥寥可数。在人民的帷幔下,很难看出宗教的遗骸。我们无法想象,那时的建筑师多么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甚至对教堂也一样。在巴黎司法宫的壁灯厅,柱头上编织着男女修士无耻*的图案;在布尔日修道院大门下,赤裸裸地刻着诺亚的奇遇;在博谢维尔修道院盥洗室的墙上,画了一个醉醺醺的修士,他长着驴耳朵,手里拿着酒杯,公然耻笑修道院众僧侣。那时候,建筑师享有的用石头刻写思想的特权,可以和当今新闻享受的自由相比拟。这是建筑艺术的自由。

这种自由走到了极端。有时,一座教堂的大门、正面,乃至整个教堂,展现出与宗教毫无关联甚至与教会为敌的象征意义。十三世纪的纪尧姆·德·帕里,十五世纪的尼古拉斯·弗拉梅尔,就写过这种煽动性篇章。圣雅克-德-布什里就是一座与宗教思想咯咯不入的教堂。

那时候,思想只能以这种方式自由地表达出来,因此,只好全部写在叫做建筑的书上。假如思想不用建筑表达,而胆敢用手稿冒险,恐怕早就被刽子手当众烧毁了。那么,刻在教堂大门上的思想就会目睹写在书本上的思想惨遭火刑。既然建筑是表达思想的唯一途径,思想就从四面八方涌向建筑。因此,教堂雨后春笋般地建造起来,遍及整个欧洲,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即使我们亲眼看见,也难以置信。社会的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全都汇合到建筑艺术上。就这样,以给上帝营造教堂为借口,建筑艺术蓬勃发展起来。

于是,凡有诗人天赋者都争当建筑师。散布在民间的天才,四面八方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就像套上了铜盾甲壳,只有到建筑上寻找出路,于是人们趋之若鹜,用教堂的形式书写他们的《伊利亚特》。其他一切艺术都服从建筑艺术,投身于它的门下。这些人是创造伟大作品的能工巧匠。师傅既是建筑师,又是诗人,集雕刻、绘画、音乐于一身,雕刻艺术为这部作品凿刻门面,绘画艺术绘制五光十色的彩绘玻璃窗,音乐艺术撞响钟乐,奏响管风琴。就连狭义的诗学,那顽固不化坚持在手稿中苟延残喘的可怜诗学,为了做一番事业也不得不以圣歌或散文诗的形式加入建筑行列,总之,扮演着埃斯库罗斯在希腊宗教节上、《创世记》在所罗门庙中扮演的角色。

因此,在谷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前,建筑艺术一直是主要的、*用的文字。对于这本花岗岩书,东方写了个开头,古埃及和古罗马完成了中间部分,中世纪装上了结束语。此外,中世纪的这种人民建筑艺术取代等级建筑艺术的现象不是绝无仅有的,在历史上其他伟大时代,人类智慧都有过这种类似的运动。这里只能概括介绍一下普遍规律,细述起来,要写好几部书。例如,在远古时代的摇篮——东方,继印度建筑之后,有腓尼基建筑,它是阿拉伯建筑艺术体态丰腴的母亲;在古代,先有埃及建筑,而伊特鲁里亚建筑风格和迈锡尼的“蛮石式”建筑不过是埃及建筑艺术的变体,后来又有了希腊建筑艺术,而罗马风格不过是希腊建筑的延续,尽管罗马风格累赘地加上了迦太基圆屋顶;在现代,继罗曼式建筑之后,出现了哥特式建筑。把这三个系列一分为二,在三位大姐姐——印度建筑、埃及建筑和罗曼式建筑身上,我们发现了同样的象征:神权、等级、统一、教条、神话、上帝。在三位小妹妹——腓尼基建筑、希腊建筑、哥特式建筑身上,我们发现,尽管它们各有特征,形态迥异,却有着相同的含义:自由、人民和人。

从印度建筑、埃及建筑或罗曼式建筑身上总可以感到,而且只感到教士的存在,不管他叫婆罗门、麻葛还是教皇。人民建筑艺术就不是这样,它更富丽堂皇,却少了一些神圣。在腓尼基建筑中,能嗅出商人的味道;在希腊建筑中,能感觉到共和主义的存在;哥特式建筑则散发出市民的气息。

神权建筑艺术的普遍特征是永恒不变,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因袭传统,惯于把人和自然的各种形态用令人难以理解的象征符号表现出来。那都是晦涩难懂的天书,只有圈内人才能看懂。此外,在这些书中,任何一种建筑形式,哪怕奇丑无比,也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必须严格遵循。你别想要求印度建筑、埃及建筑或罗曼式建筑修改它们的图案,或改进它们的雕塑,任何改进都是大逆不道。在这些建筑艺术中,僵化的教条似乎已扩散到石头中,犹如第二次石化。相反,人民建筑艺术的普遍特征则是不断变化,不断前进,富有创造性,五光十色,运动不止。人民建筑艺术在相当程度上已摆脱宗教的束缚,开始考虑美化自己,不断改善雕像的装饰或阿拉伯图案的造型,把自己装扮得更加漂亮。这种艺术紧跟时代,也有了人性,并不断把人性糅入神的象征中,又在神的象征下再生。这样,就有了任何灵魂、任何头脑、任何想象力都可以看得懂的建筑物,尽管仍是象征,但和大自然一样容易理解。神权建筑艺术和人民建筑艺术之间的差距,可以跟神圣语言和通俗语言、象形文字和艺术、所罗门和菲狄亚斯之间的差距相提并论。

上面,我们对建筑艺术作了概述,许多证据以及许多有争议的细节都从略了,归结起来就是:直到十五世纪,建筑艺术从来都是人类思想的主要载体,在那段时间里,世界上没有一个稍为复杂的思想不是用建筑形式表达出来的,人民的种种思想和宗教的条条法规都有自己的纪念性建筑物,人类任何重要的思想都会写在石头上。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宗教思想,还是哲学思想,都想永远流传;使一代人受到振奋的思想还想继续影响后代,留下痕迹。可是,手稿弱不禁风,难以长期保存,而建筑这本书结实耐久,便于永世流传。摧毁手写的书,只需一把火和一个土耳其人就够了,然而,摧毁石刻的书,必须有一场社会革命、一场人间的革命。野蛮人就践踏过罗马竞技场,大洪水可能冲击过埃及金字塔。

到了十五世纪,一切都改变了。

人类发现了一种能使思想永久流传的办法,它不仅比建筑更持久耐用,而且更简便易行。建筑被取而代之,俄耳浦斯的石字母将让位于谷登堡的铅字母。

书将要摧毁建筑。

发明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这是一切革命的起源。人类的表达方式正在彻底改变,人类思想正在抛弃旧的形式,换上新的形式,从亚当以来一直象征着智慧的蛇正在进行最后彻底的蜕变。

在印刷品形式下,思想更能世代流传,它像鸟儿那样会飞,不可捕捉,难以摧毁,它和空气混在一起。但在建筑艺术统治的年代,思想是座大山,只能占领一个地方,统治一个世纪。现在,思想是一群小鸟,飞向四面八方,同时占领天空和地面的任何地方。

我们要重复一遍,在印刷品形式下,思想更不容易毁灭,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吗?它从坚固变成轻盈,从持久变成永恒。一座房屋可以被拆毁,但是,无处不在的东西怎能彻底被清除?哪怕洪水来了,山可能早已被滚滚的波涛淹没,鸟儿却仍在飞翔,只要有一叶方舟漂浮在水面上,它们就会飞上去栖息,和方舟一同随波逐流,一同观看洪水退落。当新的世界从这场混乱中诞生时,一出世就会看见旧世界被洪水吞没了,但它的思想依然生机勃勃,在空中翱翔。

既然印刷的书不仅便于保存,而且简便易行,人人都能掌握,不需要拖着一个大行囊,也不需要带着一套笨重的工具,既然用建筑表达思想和用书表达思想相比,前者必须兴师动众,求助于其他四五种艺术,投入成吨的金子、整座山的石头、整个森林的木材、整个国家的工人,后者却只要一些纸张、墨水和一支笔就够了,那么,当我们看到聪明的人类舍弃建筑艺术而谋求印刷术时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因挖一条运河而突然截断一条河流的河床,让运河低于河流,河水肯定会舍弃原来的河床。

所以,自从印刷术问世,建筑艺术就渐渐干涸、衰落。显而易见,水位在降低,水流在改道,时代和人民的思想正在从建筑身上撤离。这种衰退在十五世纪还几乎感觉不到,因为印刷术初出茅庐,羽毛未丰,充其量只是从强大的建筑艺术那里掠取一点儿剩余生命罢了。可是到了十六世纪,建筑艺术的弊端日见明显,基本上不再能表现社会了,可悲地成了古典艺术,从高卢的、欧洲的、土生土长的艺术变成了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从真正的和现代的艺术变成了假古典艺术。而这种衰退却美其名曰文艺复兴。然而,衰退的景象雄伟壮观,因为古老的哥特保护神——这个正在美因茨印刷机这座高山背后缓缓沉落的太阳,在一段时间里,仍然把余晖投射到罗马式拱廊和希腊式柱廊混杂的建筑上。

正是这黄昏夕照被误认为是黎明的曙光。

然而,建筑艺术一旦变得平淡无奇,不再是全面的、主宰一切的、独霸世界的艺术,也就失去了控制其他艺术的力量。于是,其他艺术获得了自由,纷纷打碎建筑师的枷锁,开始走自己的路。它们都从这场离异中得到了好处,它们各行其是,各自为政,也就都发展壮大了。雕刻成了雕塑艺术,彩绘成了绘画艺术,卡农成了音乐。就好像一个帝国在亚历山大死后便四分五裂,各省成了独立的王国。

于是,诞生了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若望·古戎、帕莱斯特里纳,他们是光辉灿烂的十六世纪的精英。

在各种艺术获取自由的同时,各种思想也纷纷冲破束缚,获得解放。中世纪的异教分子已在天主教身上割下了一道道伤口。十六世纪打破了宗教的统一。印刷术问世之前,宗教改革只是使教会分立;印刷术问世之后,宗教改革便成了一场革命。如果把印刷机拿走,异教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命中注定也罢,出于天意也罢,反正谷登堡是马丁·路德的先驱。

然而,当中世纪的太阳完全沉落,哥特的保护神在艺术的地平线上永远消失的时候,建筑艺术便渐渐黯然失色,越来越衰落。印刷的书是建筑物的蛀虫,吸其骨髓,吞其肉身。建筑艺术叶落花谢,形容枯槁。它变得委委缩缩,身无长物,毫无价值。它什么都不表现了,甚至也不表现对以往艺术的回忆。它为人类思想所抛弃,因而也为其他艺术所抛弃,于是,它又变成了孤家寡人,搬不动艺术家,就只好求助于工匠。普通玻璃窗代替了彩绘玻璃窗,石匠接替了雕刻家。永别了,活力、独创、生命和智慧!建筑艺术成了可怜的乞丐,从这个作坊讨到那个作坊,从这一家抄到那一家。米开朗琪罗在十六世纪初可能就感觉到建筑艺术的衰亡,于是孤注一掷,作了最后的拼搏。这位艺术巨匠把万神祠堆砌在希腊的帕特侬神庙上面,创造了罗马圣彼得教堂。这是一部举世无双的伟大作品,是建筑艺术最后一部标新立异的巨著,是一位艺术大师在行将画句号的宏伟石头史书上签的最后一个名字。米开朗琪罗死后,沦为幽灵和影子而苟延残喘的悲惨可怜的建筑艺术又干了些什么呢?它把罗马圣彼得教堂当做样板,鹦鹉学舌,照搬照抄。这是一种疯狂的模仿、可悲的模仿!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的圣彼得教堂,十七世纪是神恩谷修道院,十八世纪是圣热内维埃芙修道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圣彼得教堂,伦敦有,彼得堡有,巴黎甚至有两三座。这是一种伟大而衰落的艺术临终前返老还童最后写下的毫无意义的遗嘱、最后说出的颠三倒四的呓语。

撇开刚才提到的那几座有特色的建筑,而去深入研究十六到十七世纪建筑艺术的一般面貌,就会发现建筑艺术像是得了慢性病,越来越瘦弱。从弗朗索瓦二世时代起,建筑物的艺术形式日益消失,几何形式占据显著的地位,建筑物像是患了重病,瘦得只剩下骨架子。艺术的优美线条让位于冷冰冰的几何线条。建筑物不再是建筑,而是一个多面体。然而,建筑艺术绞尽脑汁,竭力掩饰这种毫无装饰的外貌。于是,就有了希腊式门楣镶嵌在罗马式门楣中,或者相反,到处是罗马圣彼得教堂的翻版、罗马万神祠和希腊帕特侬神庙的混合体。于是,就有了亨利四世时期石头砌角的砖房,还有王宫广场、太子广场;就有了路易十三时代的圆顶教堂,像背了个驼峰,显得又粗又矮,笨重不堪;就有了马扎兰时代的四地区学院,那是对意大利建筑风格的拙劣模仿;就有了路易十四时代的宫殿,就像是长长的兵营,充斥着许多套间,死气沉沉,令人生厌;还有路易十五时代的菊苣和细面条状的装饰花纹,以及疣状和蕈状的赘生物,使得老态龙钟、头童齿豁、卖弄风情的建筑艺术丑上加丑。从弗朗索瓦二世时代到路易十四时代,随着几何形建筑的发展,建筑艺术病得越来越重,瘦成了皮包骨头,已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

可是,印刷术的情况如何呢?离建筑艺术而去的生命力全部到印刷术身上安营扎寨。随着建筑艺术日益衰退,印刷术满园春色,发展壮大。人类思想在建筑上投资的力量,从此转而投资在书上。因此,随着建筑艺术衰落而强大起来的印刷术,从十六世纪起就和建筑艺术进行较量,渐渐把它摧毁。到了十七世纪,印刷术已有了相当的权威,取得了足够大的胜利,占据了牢固的地位,于是能把一个伟大的文学世纪奉献给全世界。十八世纪,印刷术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平静安逸的生活,接着,重新操起路德用过的宝剑,武装伏尔泰,杀气腾腾地冲向被它摧毁了建筑艺术的旧欧洲。十八世纪末,印刷术已经摧毁了一切。到了十九世纪,它将重建世界。

然而,我们要问,三个世纪以来,这两种艺术中究竟哪一个真正代表人的思想、反映人的思想呢?哪一个不仅表现出人类思想在文学和经院哲学上的种种怪异,而且还表现出广泛、深入、普遍的思想运动?是哪一个重重叠叠、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地盘踞在奋发前进的人类这个千足巨怪头上?是建筑艺术还是印刷术?

是印刷术。这一点,请大家不要搞错了。建筑艺术已经死亡,已被印刷的书扼杀,一去永不复返。它之所以会被杀死,那是因为它不如印刷的书持久,却比印刷的书昂贵。造一座教堂,要花费十个亿。大家想一想,需要多少投资才能重新写出建筑的书,重新在地面上营造成千上万座建筑,返回昔日到处建造教堂的年代。在那些年代,如一个目击者所说的,“世界仿佛抖动着身子,脱去旧装,披上教堂的白衣裳”(格拉伯·拉杜尔菲斯)。

书印得快,成本又低,又能广为传播,人类思想都顺着这个斜坡往下流动,这当然就不足为怪了。但并不是说,今后这里或那里再也不会出现一座美丽的丰碑,一部独特的杰作。在印刷术的统治下,照样会有一根圆柱出现(我想,那是整个一支军队用缴获的大炮熔铸而成的),正如在建筑艺术统治下,曾有过《伊利亚特》《罗曼司罗》《摩诃婆罗多》和《尼伯*之歌》,那是由整个民族用行吟诗积累和融合而成的。二十世纪,也许会出现一个天才的建筑师,正如十三世纪出现了但丁。可是,建筑艺术就不再是社会的艺术、集体的艺术、支配的艺术了。伟大的诗篇、伟大的建筑、伟大的作品不再是建造出来的,而是印刷出来的。

从今以后,即使建筑艺术还可能东山再起,也不会再占据统治地位。建筑艺术将受到文学的影响,正如从前文学受到建筑艺术的影响一样。两种艺术的位置将要颠倒一下。事实上,在建筑艺术独领风骚的年代,诗歌虽然很少,但却都像宏伟的建筑物。印度的毗耶婆宛若一座宝塔,卷帙浩繁,奇妙非凡,神秘莫测;东方埃及的诗,像建筑物一样有着宏伟而安静的线条;古希腊的诗优美,安详,恬静;基督教欧洲的诗具有天主教的庄严,人民的质朴,更新时代的繁荣昌盛。《圣经》宛若金字塔,《伊利亚特》好比帕特侬神庙,荷马像希腊雕刻家菲狄亚斯。但丁是十三世纪最后一座罗曼式教堂;莎士比亚是十六世纪最后一座哥特式教堂。

因此,如果把以上不完整的叙述作一概括,人类有两部书、两本记事簿、两份遗作,那就是建筑艺术和印刷术、石头的圣经和纸头的圣经。诚然,我们会怀念雄伟庄严的花岗岩书,怀念用柱廊、塔门、方柱表达的巨型字母,怀念遍布世界、覆盖过去岁月的从凯奥普斯金字塔到斯特拉斯堡教堂钟楼的人造山峦。应该重温刻写在这些大理石纸页上的历史,应该赞颂和翻阅由建筑艺术写就的这部书,但是,不应该否认印刷术建造的大厦也是伟大的。

这座大厦硕大无朋。不记得哪位统计家计算过,把谷登堡以来出自印刷机的书一本本地摞起来,可以把地球到月球的间距填满。不过,我们讲的伟大不是指这一点。但是,当我们绞尽脑汁想找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概括迄今所有的印刷品时,难道不会联想到一座占据整个世界的巨大建筑物吗?人类还在不停地营造,这座大厦的巨大脑袋隐藏在未来的茫茫雾海中。这座大厦是智慧的蚁穴、一切想象力的蜂房,金色的蜜蜂带着花蜜在这里麇集。这座大厦楼层重叠,数以千计。大厦内部,科学的暗窟纵横交错,一间间通向楼道。在建筑物的表层,阿拉伯装饰图案、圆花窗和齿叶装饰层出无穷,令人目不暇接。那里,每一部作品看上去再随意、再孤立,都各得其所,各有特点。整座建筑十分和谐。从莎士比亚大教堂到拜伦清真寺,无数小尖塔杂乱无章地拥挤在人类思想的这个大都会里。在大厦的基础部分,重新写上了建筑艺术没有记录下来的人类创作的某些古老标题。在大门左侧,是用荷马白色大理石刻成的浅浮雕;大门右侧,多种语言写成的《圣经》竖起它的七颗脑袋。再过去,《罗曼司罗》七头蛇昂首而立,另外还有几个混合物,如《吠陀》和《尼伯*之歌》。此外,这座神奇的大厦永远也不会完成。印刷机这部巨大的机器不断地抽取社会的智慧浆液,然后不停地吐出新的材料,用来营造这座大厦。整个人类都在脚手架上劳作。人人都是泥瓦匠。最卑微的人也在为大厦添砖加瓦。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也背来了一筐石灰。每天都有一层砖石砌起来。除了每个作家个人独特的贡献,还有集体的创作。十八世纪有《百科全书》,大革命时期有《箴言报》。当然,这座大厦也是一座不断加高和堆砌的塔形建筑物,也有各种语言的混杂,整个人类都在不懈工作,不倦耕耘,通力合作;这是人类智慧用来躲避新的洪水、对付蛮人入侵的最理想的庇护所。这是人类的第二座巴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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