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拉斯也叫资本家联合会，他们以其雄厚的实力对市场进行垄断，到处哄抬价格，只要符合于联合起来的企业家的利益，便使用其不正当手断对托拉斯以外的同行业进行打压。

当市场被托拉斯垄断后，他们又极力防止价格趺落，此外，资本家们相互勾结，用他们的联合力量来对抗工人阶级联合会以及劳工代表的要求，以加强对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压迫。这样的行为即使不是托拉斯的本来目的，往往也是托拉斯造成的必然后果。

埃里克集团就是这样的代表，1914年之前，托拉斯集团在西欧并不盛行，而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由于有了新的机遇和平台，所以托拉斯集团的发展比西欧要早，也更加猖獗。

埃里克想要压制战后德国迅速掀起的“合并风暴”，抑制其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就必须先把自己的企业也包含在内，并首当其冲。

取缔大托拉斯势必会遭到很大的阻力，埃里克深知其凶险，弄不好会被经济界无情地打压，并造成大量国内资本外流。好在他的集团目前仍旧占据着德国金融界的主导地位，再加上他的无私行为肯定能搏得国际社会党阵营强有力的支持，所以，通过深思熟虑后，才下决心在金融危机之前尽可能降低风险。

托拉斯形式并非是资本世界所独有，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也是如此，而苏联就是杰出代表。

被限制“自由”的国内大型企业在强有力的行业联盟中无需耗费多大精力就能压垮其民间中小企业，惰性自然而然就会成型，要想疗伤，就得下刮骨的决心。

但托拉斯并非一无是处，凡事有利必有弊，其决策者和利益团体的心态和观点非常重要。

若是比生产效率，显然是托拉斯的更高，集中运作，统一发售，成本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降低。

而分散后的企业往往需要根据自身需求，例如价格、材料、质量等等，分别考察，精打细算，这无疑得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同时，拼凑而来的生产模式得不到强有力的统筹，效率也相对较低。

可散型企业模式更利于政府的控制，这就取决于决策层的考量了。

“诸位，大家没有听错，我的原话就是反托拉斯，并从埃里克集团开始，我的部长先生，你听明白了吗？”埃里克的话说得很慢，他想让司法部长威廉·马克斯听得明明白白。

马克斯是犹太人，更是德国人，从政十几年的他能够荣登司法部长宝座靠的并不是家里有钱，而是敢于为民请愿，为民说话。如果说埃里克要“反托拉斯”，马克斯无疑会第一个站出来摇旗呐喊。

当然，马克斯当然也是精明人，如此大费周章的要削弱小部分商人利益的背后肯定还有其他目的，这种场合，他不便于多说什么。

他笑着对议事大厅所有人大声说：“司法部通过研究决定，积极支持总统先生的提案。”

七个部门里已有五个部门支持，仅剩粮食部和交通部。

这两个部门同时都是全国的民生基础，看似权利没有国防部那么神密，也没有国安部听起来那么高大上，却实实在在地掌握着国家话语权的顶尖位置，也是国家发展稳定的定海神针。

粮食部长菲利普·谢德曼是个精打细算、攻于心计的老头子，否则，埃里克也不会让他坐在粮食部这把让其他人垂涎欲滴的交椅上。此时，面对大势所趋，他从来都不会争当刺头。

“粮食部支持总统先生的提案。”谢德曼赶紧投了赞成票。

此时此刻，大家纷纷都将眼神投向了格勒斯，这位交通部长在1918年末于德意志联邦国家成立后拟定的《全国基建项目报告书》里，规划着累计4年的建设项目，他担心自己的雄心壮志会因此受到影响。

4年时间能够兴建很多交通干线，也能翻新和修理不少老路，可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样占据着德国1919年的收入不少份额，否则，《全国基建项目报告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国防军的超限额预算，对格勒斯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虽然他并不反对加强国防能力，但被国防军如此大比例挤压和拧干后的国家财政，还能剩下怎样的涓涓细流？国家交通建设无疑会因此受到影响。

原本可以在本届内阁里完成的事业，受到这次重大冲击后，将很难完成，格勒斯想到自己这么大年纪了，却还要与这样的政绩失之交臂，心里很不是滋味。

埃里克非常能够理解奥托·格勒斯此时的心情，而且也没打算压缩全国基建项目的资金，便大声向格勒斯说道：“交通部的建设资金不用担心，这也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我以总统的名议向大家保证，将会一分不少地拔给他们，直到《全国基建项目报告书》中所涉议案逐步完工。”

在场的人都明白，这笔钱肯定是从埃里克本人身上掏了。

一是汉莎菲尔特宫的总统个人经费，二是由埃里克集团进行企业赞助，还有一部份就要另想办法，可以是各党的党费，甚至是从民营企业中筹集。

因为只凭汉莎菲尔特宫节省开支和几乎出现赤字的埃里克集团还远远不够。

埃里克将目光投向了一直沉默寡言的托特。

托特先生并没有看到埃里克的暗示，也没想到总统先生会对自己有所期待，在旁边人的提醒下才反应过来：“哦！对对对，本人也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适当支持，适当支持。”

聪明的勃劳希契也赶紧站起来说道：“空军需要修建大量的机场路道，这肯定得需要格勒斯部长的帮助，如果可以的，从干道至机场的公路，同时包括所有国防干道，国防部将出钱修建。”

勃劳希契很聪明，领悟了埃里克的意思，埃里克非常赞许地点了点头。

格勒斯见总统想得那么周道，而国防部也放低了身段，加上总统府、埃里克集团和托特家族的支持，考虑到这次超限的国防预算并不是常年计划，特殊情况并不影响国家的整体规划，同时也可以利用民间融资形式完成基础建设项目，于是，只好见坡就下驴。

“交通部通过反复商讨，再无异议，坚决支持总统先生的提案！”格勒斯终于松了口，而且心悦诚服地投了赞成票。

至此，会议全票通过了埃里克超限的国防开支提案。格勒斯的话音刚落，一直站在埃里克身后的保罗·冯·兴登堡开始带头鼓掌，一号议事大厅里的氛围变得融洽起来。

国防预算的比例超限加大，相应对全国其他建设行业的金融扶持力度就会降低。

这种明面上看起来不划算的做法，其实是埃里克现在管控经济泡沫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法，更是稳定国内工业生产指数、保障国民经济持续良性发展的方法之一。

工业生产指数就是用加权算术平均数编制的工业产品实物量指数，是西方国家普遍用来计算和反映工业发展速度的指标，也是前景和市场分析的首选指标。

工业生产指数是以代表产品的生产量为基础，用报告期除以基础期取得产品产量的个体指数，以工业增加值计算权数来加权计算总指数的总称。根据各种数据显示，美国在1919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平均为52，到1920年年末，平均数增长到了57。

而德国同时期的指数更高，1919年平均数为54，比之美国高出2点，到了1920年年末，德国平均指数已达67，这个惊人的市值，让得到数据后的埃里克直呼“不健康”，于是便有了立即刹车的想法。

必须采取措施将这种没有“计划”的发展压制下去，不然最先出现大萧条的不是美国，而是德意志联邦。

纵然美国原本在历史上的大萧条是市场自行调控所致，但也与政府不作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政府的干预也许有违市场经济规律，但国家对这种风险的管控却存在着天然的义务，而埃里克正是利用了自己在政界的威望，干预了这次有可能非常糟糕而又化险为夷的经济风暴。

此时的德国把原本一系列的“赔款事件”更换成了市场挤压，导致美国无节制的工业发展比之股市暴跌还要凶险。

有了所谓前车之鉴的警示，埃里克不敢轻易放任工业的无序发展，而只能以稳取胜，哪怕暂时放缓发展的脚步也不能出现金融泡沫。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其中的细节太多，问题太多。

而且还要顶住来自各阶层的反对，这对于一位没有威望的国家元首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面对这种情况，埃里克需要借助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平衡，大到汉莎菲尔特宫和总理府，小到民间企业代表，都需要齐心协力，否则，一切免谈。

真理，这个常常让少数人掌握的东西非常奇怪，如果要让绝大多数人都理解，有时候真的难于登天，好在埃里克善于寻找突破口，尤其是保罗·冯·兴登堡的大力支持，让这一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转机，也就有了大家一致认同埃里克观点的艰难一幕。

金融危机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不知何时会来的“经济怪胎”，但是，它也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么完全不能预测，当然在没有政策正确引导和干预的情况下，市场过度的自由与无序，经济发展便无规律性可言，那才是灾难发生的根本原因。

篡改了历史进程的埃里克不确定这场波及全世界的危机是不是如历史书上所记载的那样在1929年开始发生，或许会提前，或许会延后，但此时的干预肯定会其积极的作用。

德国损失越小，埃里克的宏伟蓝图也就更近。他必须要赶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整合整个中欧的力量，利用内需缓解压力。

有时候，军力只能是辅助，埃里克不想让德国的军队成为世界的恐慌。中欧只能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