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儒里后，洪衍武和陈力泉没直接进洪家的门。

而是先去西院陈力泉家拿了泉子妈的存折，跑了一趟银行，把钱都取了出来。然后再加上“邹蛤蟆”给的四百块和尤三“份儿钱”的一百块，凑上了一个整数。他们这才带着钱和东西一起回了洪家。

至于那块金表，洪衍武觉着卖也不过百十来块，还不好出手，就说服陈力泉先留下了。而此刻他们俩身上的全部财产，也就是尤三“份儿钱”剩余的八十多块了。

毕竟是这么大的人了，身上总不能净光净。又考虑到还得外出办事，免不了要些交际开销。于是这点儿钱洪衍武也就没上交，而是二一添作五，和陈力泉一人一半，把这点儿“叶子”给“劈”了。

而那些同样来自尤三的票证因为说不清来路，自然也没法交给家里，还得暂时搁他自己手里。

就这样，傍晚六点钟左右，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厚厚一沓子大团结和包在黄绫子里的翡翠扁方，兴冲冲地走进了洪家的堂屋。

可满心欢喜的他们，没想到才刚一打开门，还没来得及拿出东西来，王蕴琳就一下子迎了过来。

王蕴琳并不是看洪衍武是不是带着扁方回来了，而是看儿子的脸，使劲地看，似乎不太相信这是洪衍武的脸。好像自己的儿子能回到家里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是一件很难以置信的事似的。

这一下就把洪衍武满载而归的情绪全弄没有了，他的心里极为酸涩，根本不用再说什么，他就明白母亲一个下午都在为他提心吊胆。

“妈，东西我拿回来了。您看看……”

果然，见洪衍武掏出那黄绫子包裹的一刻，王蕴琳非但没一点高兴的样子，反而愈加惊惧。

“你……真的去了……伤人了没有？出事儿了？”王蕴琳不去接包裹，只一边着急关门，一边急切地询问。

“洪大妈（旧日妇女从夫姓，所以对王蕴琳这代人，往往惯以其夫姓氏称谓），您放心，我跟小武去的，一点儿后遗症没有，小武今儿的事儿办得相当漂亮……”

最后还是陈力泉接过了话茬，然后一五一十把今天的经过跟王蕴琳讲述了一遍。

陈力泉是整条胡同有名儿的实诚人，不同于瞎话张嘴就来的洪衍武，他这人一说谎就紧张结巴，所以见他如此坦然的描述，王蕴琳还是相信的。

听闻邹顺才已经落魄成如此境地，王蕴琳最终安心地长舒了一口气，她再望向儿子的目光也就由忧虑、恐惧变成了欣慰和欢喜。

那一天晚上，不仅以陈力泉名义凑上的一千块钱让王蕴琳份外感动，称谢不已。而且能再次见到失之复得的祖物，也着实让王蕴琳喜极而泣。

而由于王蕴琳反复抚摸着翡翠扁方，久久也舍不得撒手，洪衍武好奇下经问过才知，这翡翠扁方竟然是他的姥姥留给母亲唯一的物品。

这不免让他觉得母亲可怜至极，因为父亲治病的费用虽然已经有了希望，可这件东西一旦变卖，很可能母亲终其一生也再难见到这个物件了。

洪衍武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喜忧参半的伤感。打心里说，他实在有些恨自己的无能，如果可以，他真的希望能用别的法子凑上给父亲治病的钱，能让这件东西永远陪在母亲的身边。

就这样，看着灯下独自陷入往事回忆中的母亲，听着父亲因疼痛引起的吭哧声，他也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下，呆呆地出了神……

1977年3月24日，周一。

这是洪衍武回来的第三天。

王蕴琳一大早就用公用电话跟工厂请了假，她今天要带着扁方去各处询价。而陈力泉则用饭盒带着王蕴琳给留好的饭菜，照常去上班。

至于洪衍武，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办，那就是去公安局五处询问一下如何办理把户口从茶淀迁京的事情。

京城公安局第五处，也叫劳改工作处，即后来的京城劳改局的前身。

当年有人曾戏言，说在我国的“处长”中，谁也没有“京城公安局五处”的处长大。

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在劳改工作处管辖之下的人，包括了劳改、劳教、就业和干部、职工，总人数要在十万以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还是因为劳动教养的政策当时是“只进不出”。公安机关不但要负责抓人，监督劳教，解教之后还要负责给“教养”安排工作。

那个年代，正是就业人员对“就业政策”最不满的时候。因为历年刑满的犯人和到期的教养分子，越来越多，几乎全部留在劳改单位就业。

小小一个公安五处，可以说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随着“就业人员”越多，公安局五处的“消化不良”就越严重，这些人员的待遇也就越来越差。

比如在茶淀开头实行“就业政策”的几年，还对就业人员称为“就业职工”，可以参加工会，干得出色的，还有去北戴河休养的机会，工资一般都有四十多块。

因此大多数人都比较安定，或把家小接来，或在农村找个对象成家。

可这种好日子不长久，没过几年，“就业职工”改称“就业人员”了。不但工会被取消了，新就业的，工资一般只有三十二元，低的仅能得到二十五元。

特别是“运动”以后，“就业人员”又成了专（政）对象，年假休息一律不许外出，一年只给七天事假回家探亲，转场的时候还要用枪押送。到了这会儿，“就业人员”那才是，“有了吃的没用的，有了用的没吃的。”

于是在“运动”末期，高压逐渐减轻的情形下，“就业人员”中就发生了许多逃跑事件。

有的人去边境地区当长工，有的人跑到煤矿去下煤窑。更多不肯吃苦的人，就像洪衍武当初一样，“飘”在外面，靠各种邪门歪道过日子。

而这些人一旦被逮回来，进了学习班，交代逃跑动机的时候，全异口同声诉说就业的生存困境，说只要能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他们就不逃跑。

但事实上，这些问题要没政策，整个公安局里谁也解决不了。所以对那些所犯新罪不太严重的人，最终处理往往只好由管教干部们难于自圆其说地讲一通大道理，再一放了之了。

就这样，就业人员继续逃，被抓后再放，放了再逃，也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恐怕也是当时促成社会治安乱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情况的改变还是始于四人团伙的倒台，随着一些当年受冲击的公安老干部逐渐起复，上面已经动了想改变不良现状的念头。于是就在洪衍武回家的这一年起，公安五处便已经开始逐渐放闸，允许一些有实际困难的就业人员先一步迁回户口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善政，对国家和普通百姓而言都是好事。可也应该明白当时面临的具体困难，这么多年造成的沉疴的问题，这么多人员的问题，要想一次性解决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当洪衍武来到公安局五处的接待室后，他见到的是一副极为混乱的场面。

五处接待室里人头挤挤，水泄不通，全都是来讨要户口的“教养”家属。而且这些人里，绝大多数，还都是满头白发的老头子、老太太。

当年的老人可是很少有识文断字的，社会上争抢公共汽车座位，排队加塞的乱象又蔚然成风。所以这些人既不知道守秩序排队，更不懂得要轻声细语。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劲儿地往里硬插硬挤，好不容易挤到了接待人员的面前，也不管对方听得见还是听不见，就大声地吵吵起来。

有老头儿要儿子回家伺候的，有老太太要孙子回家照顾的，还有申诉冤屈、要求放人、同时要求平反的，连哭带喊，嚷成一片。

乱糟糟，闹哄哄中，几个五处的接待人员也是一脑袋热汗，手忙脚乱。他们声嘶力竭地劝阻了这个，又安慰那个，结果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维持秩序上了，压根就听不清谁说的是什么。

洪衍武简直都看傻了，他万万没想到这里会热闹成这样。

因为在他想来，在这个消息闭塞的年代，公安五处刚有这个初步政策，还没什么大范围的具体管理办法落实下来，就连张宝成这样的警察还不太了解，是不应该有太多人知道这个消息的。又怎么会有这种声势喧天的场面呢？

其实，这恐怕就得说洪衍武想左了，同时也是因为他脱离这个时代太久，有些东西已经不明白了。

这年头儿，老百姓虽然看不着电视，而报纸、广播上充斥的也大多都是政治运动的动向和大批判稿。但涉及到国计民生，毕竟属于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新闻范畴。

人们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绝不会因为正经媒体没有颁布就轻言放弃，所以有些精明的主儿，背地里便时常去找门路，跟有关人士打听最新的小道儿消息。

还真别小看普通老百姓掌握的渠道，大多数人本人没多大本事，可是谁不是沾亲带故的？再加上当时掌权的干部构成也杂，有许多是特殊时期由底层上去的“火箭干部”，这些人之前干什么的都有。所以上层一有点儿什么动静，很快就会从“小道儿”上溜达出来。

实际上，由打可以迁回户口的政策一松动，有关消息，就开始东播西传，飞短流长，很快就弄得满城风雨了。

甚至有的老百姓知道这事儿的时间，比公安机关的头头脑脑儿知道的还早还全。有人甚至把具体的政策尺度都掌握了，尽管其中不乏有猜测的成分，但却让人不得不信。

因为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状况，有许多事儿，小道儿消息比官方发布的消息还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哪怕社会稳定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流言仍然很容易传播，也很容易使人上当受骗的主要原因。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面对这种乱哄哄的场面，洪衍武可是死了心了。他一看样子，就明白了，这里绝不可能解决问题，只好又挤了出来，回家去另打主意。

要说现在的洪衍武，眼界和见识都是有的，他又曾与商场、官场的人打过多年交道，讲的是门路和关系，他深知公章不如私章，戳子不如面子的道理。所以很快他就把面临的状况想清楚了。

他认为如今“运动”一结束，当初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出京的这些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儿在，就都会惦记着把户口迁回来。

可是那么多人，即便政策允许，也不可能一下子全回来，总得有个谁先谁后的问题。

按道理说，平反冤假错案的、上山下乡的，政府得优先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而劳改、劳教结束就业的这些人，大概率是往后错。

因此，对他们这些“就业人员”，上面即便有开闸的精神，肯定也只能一步步来，谁能赶上这第一二拨，那肯定就不是靠运气、靠表现，而是靠关系、靠本领了。

以他的条件来说，唯一能提出来的就是家有一个病重的父亲，可比他更困难的还有的是，所以要想靠这个加分把事情办成希望不大。要真想把这事办成喽，最好的办法，恐怕还得在公安局内部找关系、走后门。

只可惜他虽然对送礼的门道儿精熟，当下却面临着“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的难题，他又哪儿去认识公安局的那些头头脑脑们呢？

唉，看来不得不从长计议了。而且还得快点想出辙来。

因为他也知道，七八年后就是知青返城热。要真拖到那会儿，别说迁户口了，办什么事情都得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