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在京都府行宫内，身体稍有好转的明治天皇在接到前线的战报时终于没忍住心中的愤怒，将案几上的瓶瓶罐罐全部扫在了地上，并且对跪在阶下西园寺公望训斥道："饭桶，你们统统都是饭桶，你们难道都是用这种方式报效帝国的！"

"陛下息怒，以臣之见支那人肯定获知了帝国的军事行动才有了这次反攻，帝国政府和军队内肯定有支那人的间餲谍。"首相西园寺公望伏地解释道。

"西园寺君所言极是，咱们这次从各处防线调兵是在得知福井县的军队全部玉碎后临时决定的军事行动，支那人不可能这么快就获知咱们的全部计划，而且还知道哪处防线因为这次的调兵而防御松懈，肯定是有人将帝国的军事行动泄露给了支那人，所以为今之计帝国最主要的并不是追究这次损失的责任，而是要尽快武装更多的军队，并且将泄密之人揪出来。"陆军大臣石本新六不仅赞同西园寺公望的观点，更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扩充军队应该是你陆军大臣的事情，朕在这件事上已经授你全权之责，你还想要什么？"明治天皇指责道。

"陛下，臣现在并不缺少兵员，全国之民都已经做好了为帝国复兴效死的准备，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经费。"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解释道。

"若槻礼次郎，朕不是让你在财政上全权配合陆军省的扩军事宜吗，为什么陆军省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明治天皇闻言向新任的大藏大臣若槻礼次郎训斥道。

"陛下，臣自然知道这次的扩军关乎着帝国的国运，怎么敢在经费上拖延推诿，但战事突起，帝国民生凋敝，实在是没有赋税的源泉，纵然左右支绌，也无以为继。"大藏大臣若槻礼次郎解释道。

"你是大藏大臣，总该想一个解决的办法？"明治天皇也知道若槻礼次郎的难处，在语气上也没有刚才的严厉了。

"以臣之见，陛下不如效仿甲午之前的故事。"若槻礼次郎建议道。

"效仿甲午之前的故事，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明治天皇赞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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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仿甲午之故事，这个明治天皇到是打的好主意，只是你想继续你的传奇，我却不是已经就木的慈溪。"京都府的政令刚刚下达，徐卫就收到了这方面的情报，这让他想到了甲午之前明治天皇对国内百姓的一系列欺骗行为。

在历史上，甲午战争是日本发动的，它的酝酿为时已久，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吉田松阴即是其中有名的一个。

日本当时同中国一样，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吉田没有倡导远东被侵略国家互相支持，为摆脱屈辱地位而共同奋斗，却从狭隘自私的考虑出发，以邻为壑，积极主张侵略周围的国家。他身处逆境，在狱中著《幽囚录》，提出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并具体提出了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洋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的战略选择，他的主张是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

吉田松阴本人是著名的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日本开国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他的门徒，接受他的教诲，后来伊藤博文还为吉田松阴讲学的松下村塾题诗，表达对吉田的敬意。

伊藤博文的诗称，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神明，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其足见吉田松阴对当时日本影响的深臣。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政府便派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代表、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位来中国订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伊达宗城提出凡别国在中国享受的各项侵略特权，日本都要一体均沾，遭到清政府断然拒绝。

当时迫于满清政府的强势态度，伊达宗城与满清政府签订的《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都是普通的平等条约，自然达不到维新政府的要求，所以伊达宗城回国后便被明治天皇免职。

日本维新政府在第一次要求清政府授予列强所具有的特权铩羽而归之后并没有偃旗息鼓，第二年再次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来华要求对《修好条规》作多处修改，不过依然被李鸿章驳回，直到外务卿副岛种臣来中国，才交换了《修好条规》的批准书，由此可见日本维新政府与满清政府的建交一开始就怀有险恶的用心。

外务卿副岛种臣这次来华还负有秘密使命，这次他以外务大臣兼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至北京与清政府交涉处理牡丹社事件，而日本称其为宫古岛民台湾遇害事件。

琉球王国原本在明朝时为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历代国王都接受中国册封，但是日本在江户幕府时期武力迫使琉球王国向日本进贡，等于琉球王国同时跟满清与日本称臣进贡，所以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后一直想让琉球王国只向日本政府进贡称臣，进而并吞琉球，其缺少的不过是个机会罢了。

而在台湾方面，清朝虽然顺利的将其纳入清帝国版图中，但是对于台湾的态度却一直犹疑不定，所以对于台湾的治理态度仅只于已经开发的区域，而对于尚未开发区域则以划分界线的方式限制人民越界开垦，并且不纳入统治范围内，因此成为后来日本出兵的有利条件。

同治十年的时候，一艘琉球宫古岛民的进贡船在回那霸航行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端，船上六十九名乘客溺死三人，有六十六人上岛登岸，但后来他们因闯入高士佛社台湾原住民住地遭台湾原住民杀害五十四人，逃过一劫的其余十二人则在当地汉人营救下前往台南府城，然后转往福州乘船归国。

得到这个消息的日本政府大为兴奋，这正为日本侵略台湾提供了借口，不过日政维新府为防止欧美国家的干涉和满清政府的抗议，在侵台前策划了一系列外交阴谋。

首先是强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其对外事务由日外务省处理，其次以日本政府同意继承琉美条约为条件，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第三则利用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互换《中日修好条规》机会，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朝鲜的态度。

面对日本维新政府方面的质问，满清官方表示遇害之宫古岛人皆已接受中国之抚恤及遣返处理，此事件与日本无关，副岛种臣则大争琉球为其属地，又陈述小田县民遇害的详情，并且问为何清朝不惩办台番，而满清官员则以生番不服王化为理由推搪，又说出"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的理论。

满清官员的这番理论正中副岛种臣之下怀，化外之民的说法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接口和依据。

刚开始满清政府仍不以为意，但到了战争开始后，他们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于是派遣沈葆桢来台查看，办理台湾海防及对各国的外交事务，之后与日本大久保利通进行谈判，签署了《中日北京专条》，以中国赔偿五十万两白银，日军撤出台湾了事，这是日本第一次对大陆伸出侵略的触角。

第一次侵略大陆失败后，日本军部首脑、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派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中佐到中国作广泛调查，回国后他提出了名为《清国征讨方略》的报告书，主张在189年前完成对中国作战准备，以便有机可乘时突然发起攻击，而报告书的第三部分《善后处理》更是红果果地暴露了日本对中国的狂妄野心。

想要图并中国，首先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究其先贤故事，在以往窥觊东亚霸权的白村江之战和万历朝鲜战争中，日本均输给中国与朝鲜强大的海军，这也致使它退居东瀛列岛，而到了近世后期，海防与拓疆的思想逐渐结合起来，从林子平的《海国兵谈》，到松平定信的《海防独语》、佐藤信渊的《海防余论》，都把巩固海防，拓展海疆作为日本拓殖并经营东亚的手段。

自幕末坂本龙马组建海援队以来，维新志士和建国元老们都把打造、经营强大的海军作为日本崛起的重中之重。

1886年8月，北洋水师出访日本，军舰停泊于日本长崎港，大清国坚船利炮引起日本朝野一片惊恐，连明治天皇睦仁自己都感觉到，若不建造抓紧时间建造一支强大的海军，未来恐怕还要受制于清廷。

同年，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便制定了新海军军备计划，该计划旨在击沉队定远、镇远等主力舰，但需要庞大经费维持，而当时财力不足的日本政府即便发行公债仍难以支付，见此情形，睦仁毅然带头从皇室的经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元作为造舰费，并于1887年发布诏令：

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都不可放松的事情。然而国库岁入中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日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

随后，伊藤博文等人也受到天皇的感召，在鹿鸣馆等地发表演说，要求全国各地的爱国志士纷纷以天皇为榜样，为筹备海军捐款。

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等人的举动引起了整个日本国民的效仿，半年之内捐献的数额竟然达到二百零三万，不仅填补了政府筹办财力的不足，而且在举国上下掀起扩军热潮。

到1891年，距离甲午开战还有四年，海军大臣再次向内阁提交铸造包括四艘铁甲舰在内的十一艘军舰和六十艘鱼类舰议案，但由于耗资巨大，内阁久久不能决断，首相伊藤博文只好将决断诉诸天皇，欲策动天皇下诏，迫使议会通过。

意识到情势紧急的明治天皇坚决地召集内阁大臣、枢密院议长和顾问官，当着他们的面发布诏令，称国防之事，苟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要求政府和议会协衷共济，同时为了进一步以补充海军经费的不足，明治天皇还表示此后六年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并令文武官员在这六年中，也要抽出十分之一的月薪上交国库，他恨不得将圣岳富士山变成钢山、铁山，把濑户内海的每一块礁石都变成战舰，以备海军之用。

在天皇不遗余力的支持之下，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基本上完成了海军军备计划，建成了一支拥有三十二艘军舰、二十四艘鱼雷艇，总排水量达到七万余吨的近代海军。

这支由天皇节衣缩食，带领文武百官据全国之力造就的海军，不仅在总体吨位上略胜北洋舰队，而且在舰队的齐整配置程度和机动灵活的攻击能力上都远远优于北洋舰队。

在后世的影视和传记中，纪录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国内情况时都都有着明治天皇为了能够筹集更多的购舰资金而每天只吃一个饭团，以清水度日的描写，这使得国内的百姓和军队对满清政府同仇敌忾，一边将家中紧衣缩食的钱财捐献给日本政府，一边加紧军事训练，以图能够一举击败压在他们头上的北洋水师。

徐卫前世在看《走向共餲和》的时候有一个镜头让他记忆犹新，为了能够筹集更多的捐款，一个酒馆老板的女儿纯子自愿去妓餲院买了一直为在海军服役恋人保留的**。

看完这段之后，徐卫对纯子的第一感觉就是悲哀，这是一个被狂热的爱国主义绑架的女孩，但他不知道的时候买她**的男子很有可能就是政府的官员，而明治天皇的那场为购舰而每天只吃一顿饭的行为很有可能是一场政治作秀，甚至徐卫还不无恶意的揣度，那捐出的三十万日元也有可能是诈捐，治民总是要靠欺骗的。（未完待续）